再比如万历临死前一年对熊廷弼的竭力支持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明史》熊廷弼传的记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的上疏都是“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4]，在樊树志教授写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神宗虽身患重病，但对熊廷弼仍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惟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随上随下”[5]。这已经是万历病重到要临死前的情形了，这些事实和阎教授把万历说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应该是直接矛盾的。

还有一件具体的事实叙述上，阎教授的说法似乎也有直接的错误。在解释“不朝”一条中阎教授说“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

樊树志教授《晚明史》中对此事的记载却是“方从哲希望皇上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等官会议，共图保辽保京师之策，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6]

这两者的出入在于，前者说方从哲的请求“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而后者说“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两者列举的参考文献都是《明神宗实录》卷580，我查对了《明神宗实录》原文相关记载，樊树志的说法是更准确的，阎教授可能是光看了前面的记载中有方从哲上疏不报的字样，却没有往下面看，就认为这个请求是“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但继续看下去，几页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么一段“适文书官沈应兆捧圣谕到阁谕臣曰……”[7]这个谕里就有一段万历解释自己身体不好的内容。可见阎教授这里又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以上是关于怠政表现事实的辩证澄清，其实就事实本身，总体看来万历的确不是什么勤勉刻苦兢兢业业的皇帝，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只要按照事实原本面目来叙述就可以了。至于对这种不勤勉的主原因以及后果的评价上有分歧是另外一回事情。阎教授即便单纯为了论证自己观点，对事实做这种不适当的简化和夸张，也是没有必要的。

再来说对万历的行为原因的一些分析，这里面一些是事实层面上的东西，另一些可能就完全是每个人主观看法的不同了。

事实层面上的，就是万历“郊”，“庙”次数比较少，乃至后来完全请人代劳，以及不怎么上朝，不怎么接见大臣，确实有他身体上的客观原因，这个是不应该否认也不必否认的。这个身体原因不是阎教授说的什么太过肥胖，而是万历的腿脚确实有毛病，甚至是残疾。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8]

可能是因为疾病导致万历两只腿不一样长短，这样的情况，有些礼仪无法亲自参加，请人代劳，这从情理上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