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教授认为万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有的官员上书提意见，万历皇帝回答六个字：杖六十，斥为民”“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这一段话的问题是以偏概全。确实万历十四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上疏说万历身体不好是因为好色，被杖责六十；此外雒于仁攻击万历酒色财气，也被削职为民，这也是事实。但根据这两件事情，就得出结论说“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正好相反，对万历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部分没有遭到惩罚。

批评乃至谩骂万历皇帝的官员其实为数不少，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万历并没有理睬他。还有如万历三十二年赵世卿上疏说“陛下试思：服食宫室，以至营造征讨，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无负于国，乃民方欢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劳，而陛下不少慰其劳；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难，而陛下不少恤其难。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谓蠢蠢小民可驾驭自我，生杀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①]语气近于威胁恐吓，但万历也没有生气，给他的回应是“帝优答之，而不行”。其他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②]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③]。

当时人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④]，大学士许国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⑤]

对此，神宗也并非不知道，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还是于慎行说的：“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⑥]

对万历的这种行为如何评论是另一回事，但有一点很清楚的，阎崇年教授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