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教授又说“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畏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这一段话的问题似乎是故意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达到附会自己观点的目的。

阁臣沈一贯封驳万历关于册立皇太子的批示，说“臣万死不敢奉诏”，这件事情发生在万历29年十月十一日。这离万历开始亲政，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不是什么亲政之初了！更何况，无论在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大臣驳回万历的意见，万历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屈服于大臣的意志的事情屡有发生。

比如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成“弘洪”，神宗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⑦]。

　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清朝的皇帝碰到这种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事实上清朝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性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处罚却是残酷得多，砍头就属从轻发落了。

这么轻的处罚，内阁接到以后按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出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粗心草率到极点，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马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道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⑧]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⑨]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