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给阎崇年教授找错，针对的内容主要是他在百家讲坛演讲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也部分包括《正说清朝十二帝》。

水平再高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疏忽的地方，不严谨的地方。一定程度上错误是难免的，导致错误未必就是水平问题。不仅是阎崇年教授，即便我个人最钦佩的已故历史学家顾诚也会在一些地方表现得不够客观与严谨[1] 。古人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不妨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一些学者教授的错误。

法国历史学大师马克布罗赫说“失真的东西对一些人确实具有反常的魅力，把这种心理称为'拉马丁病'不算太客气吧？严格地说，没有绝对可信的证词，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信的证据”[2]

这里为阎崇年教授找错，那么这些错误反映的集体意识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许多人一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强调历史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也激烈批判皇权专制，但另一面在分析评论历史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以皇帝个人为中心。如果国家强大，政权有力，自然是皇帝出色；相反如果国家涣散，政权衰弱，自然就是皇帝昏庸无能。甚至有时候一些人直接把他们对皇帝好坏的评价同社会发展好坏的评价挂起钩来。这种集体意识不妨称之为皇帝中心史观，而阎教授的许多错误恰恰就是这种意识导致的结果。（另外还有把政权是否强有力量直接同社会发展的好坏联系起来，这可称政权中心史观）。

当然我不否认皇帝个人在某些情况对历史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把这种影响过于扩大，乃至普遍化，泛滥化究竟是否合适？更不必说为了附和这种观念，而去强行歪曲甚至篡改一些历史事实了。

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都依赖有一个富有威望和能力的领导人，控制有一支强大富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否则它就无法在战斗中打败众多竞争对手，无法用武力迫使各种势力接受默认它的统治。所以在朝代初期，军事暴力关系是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阶段也是皇帝的个人因素影响最大的时期。开国皇帝在和敌对力量作战过程中在军队里建立了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他个人对军队的号召力影响力威慑力是维持统治的关键。

而随着皇帝的更替，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因为军事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逐渐消隐，这时必须有意识形态来维系中央政权统治的权威性，正是这种权威性使得国家中大批知识阶层精英阶层为维护统治而效忠出力。

而到朝代晚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开始瓦解意识形态（或者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激化社会矛盾，削弱中央政权的财政控制能力，导致国家无法行使正常职能（比如救济灾民，抵抗外敌），最终整个社会在动乱中崩溃瓦解。

所以皇帝个人能力出色，仅仅是一个国家政权有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甚至有时也不是必要条件），在朝代晚期，即便一个皇帝本身素质再高，能力再卓越，也难以改变整个政权的下坠趋势。甚至就算把当年依靠白手起家的开国皇帝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未必能扭转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