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使馆大楼前，透过冒烟的窗口，看见楼里的同志在寻找出路。我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也担心在慌乱中同志们从楼上往下跳，或者采取其他鲁莽行动而造成无谓的伤亡。我于是在楼下高声喊:“同志们，不要慌，要镇静！”

危难之中的战友们

使馆淹没在浓烟烈火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是同志的安全，是不使国家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

负责保管使馆重要资财的两位同志小王和小郑，一个睡在五楼的值班室，一个睡在四楼的宿舍。小王透过烟尘，借助火光，从五楼下到四楼。这时，小郑正从寝室出来，脸上淌着血。小王一把拉住小郑往楼上跑。这时有人遇到他们，急忙问:“你们为什么还往上跑？”小王回答说:“有事，咱们是干这一行的。”他俩从五楼拿起4箱国家重要资财往下走，因楼梯被阻断，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地才来到三楼。使馆事先作了各种应急准备，这4箱重要的东西事先已准备好，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拿起来立即转移。他们知道，这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住在四楼的王辅国刚躺下，就被爆炸的冲击波颠了起来。他伸手在黑暗中摸了摸，两边的墙壁都没有了。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披上衣服往下跑。到了三楼，无法再往下走，他钻进一个尚未起火的房间。在下楼的时候，他的脚部被划伤。

在三楼，人们集中在两位年轻同志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窗下二楼有个小平台。如何下到这个平台上呢？有人提议把一条条塑料窗帘接起来，做一条绳索。大家立即动手做起来。塑料窗帘不好打结，同时必须把打的结拉紧，防止脱钩。我们在下边的人找来一个梯子，从地面搭到二楼平台。这是在匆忙中搭起的营救同志们的第一条通道。

首先从三楼下来的是4箱国家重要资财，接着是保护这批资财的小王和小郑。南斯拉夫方面的急救车来了，我们把受了伤的小郑送上救护车，保护国家资财的任务就落在小王一个人肩上。

紧接着，人们把几个重伤员扶到三楼。一等秘书曹荣飞满脸是血，大声喊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大家把他送上软梯，从梯子上把他接下来。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我们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我当时想让他帮我清点人数，但看到他脚一瘸一拐的，难以走动，也只好把他送上救护车。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联盟方面的消防队也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楼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才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然而，最安全的地方反而成了最危险的地方，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大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自救通道，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姿势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