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数量(规模)与质量，我们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如表1所示，1934年，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只有教授87人，便是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教授197人，而国际驰名的协和医学院则只有十余名教授。相对于哈佛、哥大、牛津、剑桥等来说，这都是典型的“小而精”的名校。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学生41768。(17)其教师的总体数量相当于现今国内三所一流大学之和；学生总体数量则略少于现今我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和。(18)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数量直至抗战前夕的黄金时期，也只有110所左右。1936年学校有108个、在校生41922人、教员7000余人。(19)而现今(2007年)我国已有2371所高校、专任教师116.83万、在校生2700万，(20)办学规模呈几何级增长。就此而言，中国大学现今的办学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抗战前之“黄金时代”的水平。再以义务教育的受众层面来观察，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21)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1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22)1936年，竺可桢长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23)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24)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不难见出，在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更是如此。建国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教育逐步真正走向了大众。这也意味着，对一个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来说，教育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佳渠道，已经赋予绝大多数家庭以实质性的意义。

再来看看民国时期与现今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准。国民政府迁都之后，清华、北大等校在远离首都、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继续维持了北平文化中心的地位，并建成了世界名校群。如表1所示，在抗战以前，中国名校甚多，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差不多都已跻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华与北大都只有约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联大排名更有所提前，(25)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国际驰名；而现今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其学术水准在国际排名亦不过在200～300名之间；当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其国际排名则在300～500名之间。现今的北大、清华等校规模已扩大约20倍，国际排名却大幅回落。这一数据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此处泛指整个高校体系，下同)较之抗战前夕的中国高校来说，在规模上有明显进步，而学术水平却明显回落。另以学科水准与学人队伍为例，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不少，如清华的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蜚声国际，此外，交大和北洋的工学、金陵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与此相伴的还有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的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前沿学者；数学方面的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的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的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的戴芳澜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而比照现今中国(包括台港地区)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学人队伍，就总体而言，我们还缺乏能够获得国际高度认可的学术成果，连一直是我国学术强项的中国学研究也已无明显的优势，同时亦缺乏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一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