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作者:齐辉

中国近代家庭教育的嬗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走势紧密相连的。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开放度不断提高，传统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家庭教育作为家庭功能的重要部分突破传统的固有模式开始以多样，自由灵活的教育方法迎接近代社会的转变。这种变化适应了转型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近代的家庭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积极参与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之中，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精英群体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是社会先进思想观念的接受者、传输者。他们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中。他们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家庭教育转型的尝试上具有代表性和创造力。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近代的家庭教育嬗变既浓缩了中国数千年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又体现出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互动的时代特征。

一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以前精英群体的家庭教育没有脱离传统的范畴，随着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以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封疆大吏成为稍稍变革传统家庭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家庭教育体现了经世致用，关注民生的时代特征。他们在家庭教育中注意培养子弟们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求真知，讲实学。注重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作到融会贯通，学有所用。林则徐在家书中训示儿孙，“读书贵在用世，徒读死书”即使学有所成，也是“全无阅历深而才学薄，虽折桂探杏而实学实浅”，主张在家教中实学实践，向古人学习，作到游学并重。曾国藩在家书中则指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谓读书明理即讲求真伪，明辨是非，这是教子的首要课题。曾国藩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万物之本，尤其重视经国治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博采百家。在他的家教之下，曾氏子弟涉猎群书，如《史记》、《汉书》、《庄子》、《读史方舆纪要》、《几何原本》等达几十种。他要求子女在读书的过程中要熟读精思，并写出读书札记来，这些书不是科举考试所指定的书目，但曾国藩却要求子女认真去读，其目的就是希望子女从这些书中学到实际的知识。左宗棠在家庭教育中也提倡重实学、轻科名，认为“读书只要明理，不必坚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在要求其子轻科名之学的同时对其读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吾儒读书，天地万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鼓励子弟从书本中走出，在社会中锻炼，学习各种实际知识，“人情事故皆须体察，多一份体贴多一份阅历”，“人情事故上有真学问，真经济在”，此时精英群体对知识范围的认识大为宽泛，实际上涵盖了一切有益于人生实际的知识与道理。

这一时期，家庭教育中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扩充了家庭教育的内容，标志起弊振衰，拯救民族危亡家风民气的兴起。林则徐是禁烟运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在家书中他反复忠告子女要力戒鸦片，力避不良习气对子女的习染。他认为“鸦片充斥，荼生耗财，殊为可忧，闻此已传至各地。故乡子弟亦有不幸染此癣者，殊属可恨”。他写信询问在京为官的长子“京中情况如何，可有此毒物否？”并告诫说:“嗜此者，大率因夜眠不足，精神困顿，初则视为药品，以为稍吸无妨，继则为知其害，而已欲罢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吾儿，须切戒之，勿以稍吸为不足虑，更勿以暂吸不足成瘾，须知此物之毒不减鸩酒，初吸之以为可振作精神，实则饮鸩解渴耳。”面对家乡子弟吸食鸦片，林则徐深为痛心，“此物鸦片触目，十户之中吸食者半数，即官场中染此者亦多，可恨之极，决意严行禁止”，融入了爱国主义的内涵。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同来的不但有鸦片还有西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先进士人第一次把西学纳入到家庭教育中来，打破了传统家庭教育以儒学为独尊的局面。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鼓励子女兼容和钻研西学。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他谈及中国如何富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在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之下，曾国藩以远见卓识教其子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家书中他认为近代科技不过是“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并不为洋人所专有，只要抛弃鄙视外来事物的偏见，努力去学习，同样可以被中国人所掌握。他把不懂天文算学视为自己生平“三耻”的第一次耻，嘱咐其子“当思雪此三耻”。这些观点对子女和后世家庭教育思想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是近代家庭教育由传统型向现代转型的明显起步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步开展，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建，留学教育的兴起具有现代教育特征的家教方式开始在洋务官僚家庭中逐步展开。

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学教育有某些优越的地方。张之洞对留学的态度尤为彻底和坚决，认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读中国学堂三年”。基于这些认识洋务派把送子出国留学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李鸿章和张之洞作为晚清洋务巨擎，他们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地位，为子女的教育创造无可比拟的优越环境。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长期从事外交和洋务，对国外的社会和伦理观念有一定的认识，在家庭教育上较为开通。他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伦理曰五伦，此五者直纲纪在家庭封建时代似可通行，然之不甚适当”，“大地交通，国家种族之竞争愈烈，故吾之伦理，愈不适应于当世，可吾国人犹泥之”，对传统伦理观念弊病的认识，是李鸿章家庭教育与其他士大夫不同的基础。李鸿章时常把李经方带在身边处理政务，让他长见识增才干。他写信告之其他孩子“近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聘请外国之名士，为教授，专受外国语言，吾儿待国学稍成之时，可来申学习西文，余未读蟹形文字，每与外国人交涉颇感困难。吾儿他日当尽力研求之”。在他的家庭教育中洋溢着浓厚的西学氛围和洋务精神几个子女对西学的认识远超同侪。曾纪泽在日记中曾这样描写李经方学习外语的情形“伯行聪慧绝人，从白狄克学英文，甫期年已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手操铅笔，口诵语规，孜孜不倦”。李鸿章还在家庭教育中一改传统教育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让子女们树立工商立国、自强求富的意识，认为“国是日非，吾等执政，虽竭力谋强盛然未见效，深为可叹，国人思想受毒根深，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成法，藏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工商业教重于文字”在这里西方知识观念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不但是一种需要更上升为一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