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留学欧美的留学生有成千上万，他们有一个突出的群体特征，就是普遍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以往研究者虽然多注意到了这一特征，但对留学生爱国情怀形成的原因却少有分析。留法学生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群体，本文即围绕留法官费生对此作一分析。

民国初期的留法教育，1919-1920年的勤工俭学运动是一个高潮，从中涌现出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优秀的社会活动家。但他们大多因经费困难，难以维持长期的学业。留法学生中得以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一个主要群体是官费生，其中不少人成长为热爱祖国、投身于祖国建设并作出优异成绩的各行业专家人才。民国政府批量派遣留法官费生，是以1921年赴法的里昂中法大学官费生为开端的[2]。但以往在革命史观视野下，对前期的这些官费生评价较低，甚至将他们视为勤工俭学和“平民教育”的对立面[3]，故对他们着眼较少。近年才有学者开始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如葛夫平《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一文[2]，利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中法大学档案，从教育史角度对有关里昂中法大学一些制度方面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直接来自留学生的信息很少，因而没有反映留法学生的生活情况。那么，这些有幸得到官费资助的留法学生，在这段国内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凋敝的艰难时期，究竟是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度过了怎样的留学生活呢？他们的经济状况对他们的生活、学业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他们对祖国的感情有何联系？由于直接记述留法学生生活状况的资料在国内已很少留存，我们对这些情况已难以了解。

2002年笔者在访问法国期间，有幸在里昂市立图书馆查阅里昂中法大学档案时看到了一批留学生的信件，其中绝大部分是1923-1933年有关学生经费和生活状况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官费留法学生的学业生活状况，而这些档案以往还少有学者利用。[4]本文就通过对这些档案材料的梳理，对留法官费生的经费和生活状况作一考察，以求明了他们这一阶段靠国内经济支撑艰难维持留学生活的实态，藉以揭示他们与祖国感情联系的一个侧面。

一、关于里昂中法大学档案

里昂中法大学是最早成批接受官费留法学生的机构，也是1921年以后二三十年间[5]，中国官方在法国设立的一个总领留法教育的机构。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由中法合作创办于1921年，校址在法国里昂市圣依雷内城堡，由一座旧军营改建而成。该校既是国内官办北京中法大学和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的海外部，同时还是留法官费生的组织和管理中心，不仅在里大校内的官费留学生由其管理，即使校外的官费生，也大多由里大管理他们的官费发放及与国内政府各部门的联系事宜。

关于里昂市立图书馆所藏里昂中法大学档案的保存情况，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位留法学生李树华[6]的女儿，曾任里昂第三大学中文系教师、现任里昂中法学院秘书长的李尘生，她为保存整理这些资料起了重要作用。经本所前辈黄庆华和里昂市立图书馆浦力先生介绍，笔者于2002年3月20日与时年75岁的李尘生女士会面交谈。据其介绍:二战德国占领里昂期间，当时的中法大学法方秘书长，将学校所有的图书档案资料全部搬到自家地下室保存，战后才搬回中法大学原女生宿舍的二楼，用三间房子来装这些资料。据当时目睹搬运这些资料的人说，有的图书资料堆在院子里，风吹雨淋，损失不少。后来一直堆在那三间房子里，直至1973年，在里昂三大任教的李尘生因要写一篇论文，开始去看中法大学留下的资料，发现这些图书资料散乱堆积在那里，她开始带两三个学生来整理。后来校方要收回此房，直至停水停暖气，最后经李尘生联系斡旋，才将这些图书档案资料全部搬到了市立图书馆，成为该图书馆中文部的主要中文特藏。

据浦力介绍，里大的档案资料大多为法文，中文资料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曾先后主持里大校务和学生事务的中方管理人员曾仲鸣、刘厚、宗真甫三人的档案，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的留学生们写给这些管理人员的信件，有近千件，纸张大小不一，字体正草各异，被分装为14夹。各夹之内的信件错落叠放，无日期顺序，无专题分类，也无编号，其间偶尔有明显为有关同一事件的几封信，被叠放在一起，显然这些信件只经过一些初步整理。笔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天天早去晚归，逐一翻阅了这些信件，并对其中的近八百件作了摘抄记录，总计有数万字。这些信件时间跨度自1923年至1938年，共计15年，是里大前中期、也是主要发展时期学生状况的真实记录。其中特别是曾仲鸣和刘厚档案，绝大部分是1923-1933年十年间关于学生生活问题的信件，反映了里大前期官费留法学生的一些学业生活状况。

这三人的档案中，以曾仲鸣的数量最多，仅笔者作了摘录的即有400余件。曾仲鸣（1896-1939），亦为留法学生出身，他1912年留学法国，获理科学士学位，曾为华法教育会职员[7]。1921年在里大创办之初，他被任为负责学生事务的中方理事，时年25岁，后任秘书长，直至1925年初卸任返国[8]。有关他的信件即主要为这一期间的，以1922-1924年间为多，分装4大夹。里大管理人员本为中法各半，但后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方校长等主要管理者不常住法国履行职任，且人员多有变更，因而，曾仲鸣及其继任刘厚，实为常驻里大、统管留学生学业生活的中方负责人。由于曾氏为首任，初创时期在学生经费、学业及生活方面所遭遇问题繁多且复杂，故留学生给其信件大多便涉及这些内容，特别是申请、催领官费留学补助款的信件最多，反映了里大初期官费生们学业生活及经费的实际情况。

1925年继任的刘厚，字大悲，生年不详，年纪应与曾氏相仿，他也是留法学生，学习农科植物学，获博士学位，并且也是华法教育会职员[3](P133)。他在曾仲鸣离职后继任里大中方秘书长，直至1933年。档案中信件内容为1925-1933年，分装为6夹。由于后来设立于巴黎的“海外中法大学巴黎事务处”也归其管理[9]，刘厚则往来于里昂与巴黎之间，故其信件内容比较分散。但其中仍有不少有关官费留学生述及学业、生活等情况的内容，反映了留法教育成熟发展期留学生的一些学业生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