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8226；J&#8226；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28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29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划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象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象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象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30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浸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31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