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近代史》2006.12 作者:王宏斌 原文标题:林则徐关于“银贵钱贱”的认识与困惑

林则徐是清朝道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具有浓厚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在经济方面，他主张重本而不抑末，对于当时在金融领域里发生的各种流通现象，他非常重视商人们的意见，处理方法十分谨慎。过去，人们在研究林则徐思想时，比较注意他的早期主张，很少关注他的后期看法。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他的看法是有变化的。

一  关于“洋钱”的看法与处理办法

1833年，给事中孙兰枝奏陈江浙两省“银贵钱贱”，商民交困。他认为导致中国“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鸦片走私透漏白银出境，二是洋钱在江浙地区大量流通。因此，奏请禁止鸦片走私，限制洋钱流通。同年9月4日(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御史黄爵滋也上奏指出，中国内地向来有仿铸外国银元的现象。“盖自洋银流人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运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消化纹银，仿铸洋银。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既禁纹银出洋，又准以洋银易货，则商民知纹银有禁，而洋银无禁，将尽以纹银铸为洋银，不过一炉火转旋之间，遂可置身法外。是一面禁之，一面纵之，臣恐内地纹银且相率化为洋银，而纹银白是益日少而日贵也。”[1](p43)为此，他上奏道光皇帝，建议刑部设法禁止“洋银”出洋，禁止各地仿铸“洋银”。

道光皇帝将孙兰枝和黄爵滋的奏折先后发交沿海各省督抚，要求他们体察情形，妥议章程，禁止“洋钱”流通；谕令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悉心筹议，体察情形，务当力除积弊，平价便民，不得视为具文。”[2](p15)

林则徐在江南做官多年，对于当地的货币流通状况是清楚的。他认为江南地区的“银贵钱贱”现象与“洋钱”的广泛流通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赞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抑制“洋钱”的市场流通。在奏折中他这样说:

惟是银钱贵在流通，而各处情形不同，时价亦非一定。若不详加体察，欲使银价骤平，诚恐法有难行，转滋窒碍。即如洋钱一项，江苏商贾辐辏，行使最多，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夫以色低平短之洋钱而其价浮于足纹之上，诚为轻重倒置。该给事中奏称以内地足色纹银尽变为外洋低色银钱，洵属见远之论。无如闾阎市肆久已通行，长(涨)落听其自然，恬不为怪。一旦勒令合平价，则凡生意营运之人，先以贵价收入洋钱者，皆令以贱价出之，每洋钱一枚折耗百数十文．合计千枚即折耗百数十千文。恐民间生计因而日绌，非穷蹙停闭，即抗阻不行，仍属于公无裨。且有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2](江苏奏稿卷，p16)

在林则徐看来，“洋钱”与纹银兑换“价虽浮而人乐用”，正说明白银采取铸币形态便利流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洋钱在本地流通既然受到市场欢迎，人们“图省图便”，因此没有必要禁止。林则徐的这一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国家对白银尽快采用铸币形态。

乾隆、嘉庆与道光时期，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明显地发展，作为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纹银因为保持原始的条块形态，已不能满足资本周转迅速的要求。因为每块银锭在全国没有统一的规格，重量、成色、平法各异，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经过鉴别成色和权衡轻重等复杂的手续。这种烦难的支付方法很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国商品市场上这时急需一种成色、重量和规格一定的银铸币。尽管社会各界不断提出铸造银币的要求，由于保守势力强大，清廷一再表示拒绝。然而就在这时，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洋钱”以其计算方便而无须称量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受到人们的欢迎。“洋钱”由南而北，自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番银之用，广于库银。”[3](卷下)“江浙市易，皆以洋钱起算。”[4](卷35)

郑观应后来比较了纹银与“洋钱”在中国各地的流通情况，揭示了“洋钱”在中国顺利流通的奥秘，“盖洋钱大者七钱二分，小者递减以至一角五分(应是二角五分——笔者注)。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纹银大者为元宝，小者为锭，或重百两，或重五十两，以至二三两，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频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畸重畸轻，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若洋钱则一圆一圆之数，百圆有百圆之数，即穷乡僻壤亦不能乐价居奇，此民间所以称便也。”[5](p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