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中国流通的“洋钱”有荷兰的“马钱”(又名马剑)，西班牙的本洋，西欧的“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马钱”、“十字钱”和美国的银元流通数量和范围有限，只有“本洋”流通范围最广。“本洋”的产地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铸造于1535～1821年间，原定成色为937／1000，后来降低到902／1000；在中国流通的“本洋”分为大、中、小三号，以大的为主，重量为七钱二分，中号为半元。小号相当与大本洋的四分之一。“洋钱”在中国如此盛行，兑换中又有浮额，因此有人认为中国的银贵由于银少，而银少是由于外国人利用银元套购纹银的结果。在嘉庆年间，为此专门订立章程，禁止“洋钱”流通，禁止纹银出洋，禁止“洋钱”兑换纹银，甚至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洋钱”易货。以为如此便可以使“洋银塞其来源，其用不禁而自绌；纹银断其去路，其价不减而自平”[1](p20)。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找到“银贵钱贱”的真实原因。

诚然，“洋钱”大量出现在中国商品市场上必然会影响中国当时的银钱并用制度，但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因为，“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铸币、辅币、价格标准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条块的形式。”[6](p123)“洋钱”进入中国也必然脱掉其民族服装，还原为条块形态，经过检验成色，权衡轻重，才能按它的实际含量进入中国流通之渠。中国当时所实行的银两制度对于“洋钱”的进入必然起着限制作用。有人对于“洋钱”的浮额作过比较精细地分析，“在广州的兑换率是广一百块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四两银锭；一百块新西班牙银元相当于七十二两银锭。而银锭的纯度一般是94％，旧西班牙银元的纯度只有90％，加上西班牙银元重量不足，因此一百块旧西班牙银元有纯银41600谷(grains)，而七十四两标准银锭则有42120谷，比西班牙银币多520谷，或者说多1．25％。”[7](p291)也就是说，“洋钱”对于银锭的浮额一般在1．25％。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种商品利润并不高。对于金融投机商人来说。也是不合算的。由于在中国没有铸造银元的机器，他们如果利用“洋钱”套利的话，既要负担往返的运输费用，又要付出加工费，还要经受海洋贸易的不测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利用“洋钱”与纹银之间的微小差价进行套利活动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也不会是经常的大规模的。

再从商人所具有的那种天生的“计及锱铢”的心理来看，他们也不会盲目接受外国的银币。有的“洋钱”在中国市场上之所以无法流通，而被中国商人熔成条块使用。就在于其本身成色和规格不稳定，得不到市场的认可。1830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对于“洋钱”在中国的流通情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外国商人利用“洋钱”大规模套购纹银的事情很少发生，对于银钱比价的影响不大。他说:“其偷换纹银不过纸包布裹，夹入他货之内，零星收取，以冀积而成多。若专载洋钱收买纹银，则为数甚巨，势难掩人耳目，岂非自寻败露。至内地商贾贸易，洋钱与纹银价各不同，皆按色扣算。”[1](p7)至于说“洋钱”为什么会大量出现在中国市场上，道理很简单，那是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所形成的。据彭信威估计:“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一百五十三年中，输人中国的银币和银块纯额有七千多万两，合银元约一亿。”[8](p782)

林则徐认为“洋钱”在江浙地区流通，“每洋银一元作漕平纹银七钱三分，虽成色远逊足纹，而分两尚无轩轾”，因此，老百姓“恬不为怪”。在他看来，利用行政的手段禁止“洋钱”流通既是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借用年老商人之口说:“百年以前，洋钱尚未盛行，则抑价可也，即属厉禁，亦可也。自粤贩愈通愈广，民间用洋钱之处，转比用银为多。其势断难骤遏。盖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2](江苏奏稿卷一 p15)

针对“洋钱”流通引起的问题，林则徐曾先后提出三项建议:第一项建议是“稍示限制”的截流之法，“此时抑价固多窒碍，究宜设法以截其流，只得于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后，商民日用洋钱，其易钱多寡之数虽不必官为定价，致涉纷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轻重，应令悉照纹银为准，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如此则洋钱与纹银价值尚不致过于轩轾，而其捶烂剪碎者尤不敢辗转流行，或亦截流之一道也。”[2](江苏奏稿卷一 p18)在中国尚无银铸币的情况下，既不便限制商业使用“洋钱”，又着意防范银元非法套利等流弊的发生。这一方法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道光皇帝的批准，谕令:“洋钱行用内地既非始自近年，势难骤禁，要当于听民便之中，示以限制其价值，一以纹银为准，不得浮于纹银，庶不致愈行愈广。”[2](江苏奏稿卷八 p15)  林则徐始终关注“银贵钱贱”问题，也关注“洋钱”在商品市场上的流通情况。1936年由于市侩操纵市场，使“洋钱”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其实际银量，浮于纹银过多①。当“洋钱”流通表现出一种病态时，林则徐立即采取行政措施来平抑其价格，要求漕务向需洋钱一元者，“悉以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洋钱”价格很快得到平抑，手段堪称务实、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