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相当多的省份都建立了一批卓有成效的洋务企业。其中，以湖南和天津最为典型。甲午战前，湖南“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战后，“贤士大夫渐谙外情，竞讲新政。中国电报，向惟湖南一省不可开办，今已群情帖然，已于各处安设电局，本年三月间即可通行”。(《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十一日。)

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推行新政，创办洋务事业，举办矿务犹为出色。他极力提倡开矿，并于1896年3月间正式开采，在长沙设总局，益阳、永定、龙王山、宁乡等处设分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开采。除旧有的金银煤铁铜等矿外，“新开者有锑镍铅等矿，中以锑为最盛，在长沙设洋炉化炼”。(《新知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六日。)湖南的矿务、电报和轮舶等企业的发展之快令人刮目相看，除有绅商集资的民族工业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为数甚多。

总之，湖南风气大开，矿务、电报、轮船运输等近代企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天津的洋务企业在战前就很发达，战后又有新发展，创办了先进的天津纺织局，订购英国“名厂头等”纺纱、织布、羽毛洋呢、毡毯绒布各种机器设备，“共计银价三万两”。(《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商务报》评论说:“中国创行西法已数十年，皆属皮毛，空言无补。至今两年来，忽大为变动，如邮政、银行、铁路直见施行，今天津也有小轮，风气之开，人力诚难阻隔也“。(同上，三月二十五日。)天津近代工商业发展之快，广为世人所称道:“天津兴办商务，各省皆引领而望，以为畿辅开风气之先，庶足以资法方也……津谚云: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只说办商务，知单去招股”。(《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七日。)时人评论说，甲午战后的几年间，“风气忽开，大为更变，商务则砖瓦丝茧，官事则邮政银行铁路，一时间景运更新，中国变动之机，从未有如此之速者”。(《中国商务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四月初五日)而且，“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45卷，第18页。)这些事实说明，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确有较大的发展。

甲午战后，铁路也有显著的发展。芦汉铁路的修筑、京津铁路竣工(1908年)，以及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动工的胶济铁路、东清铁路及其支线和津浦铁路等，都是洋务运动进入新阶段的的重要内容。

广兴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成就显著。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摇篮和主渠道。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已建立了一些武备学堂、水师学堂、医学堂、科技学堂和外语学堂。这些学堂不但没有遭到甲午战争的破坏，而且还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洋务派更加注重兴建武备学堂、陆军学堂、警察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矿务铁路学堂和各类西式学堂，尤为大力提倡建立新式学校。1902年后，不少省份创立了高等学堂。在洋务派大员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推动下，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在各省省城和州县分别建立崭新的大中小学校，推行全新的教育制度。因此，广兴新式学堂是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的重大成就。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甲午战后短短的几年间，不但把战前已有的洋务厂矿、铁路轮船运输等企事业与新式学堂，几乎全都扩充和增新；而且全然新建了为数可观的各类企事业、新式学堂和新军等等，其发展之快、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和种类之繁新，“从未有如此之速”、如此之广泛，故为时人所称道。因此，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重点，明显地转向了编练新军、举办铁路、兴办学堂等方面，庚子事变后，洋务大员担当起推行新政改革之重任，遂把戊戌政变推翻的新政改革略加修饰而重新推行；并在明里暗里和日益活跃的立宪派拉近关系，或配合与支持，或制约与压制，艰难地推动立宪政体改革，遂使洋务运动、新政改革与立宪运动融为一体，形成洋务运动的升华，即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余论两则

1、“练兵制器”是富国强兵的核心，是落后国家自强御侮的必由之路。甲午战后，维新变法的呼声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但洋务运动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大力扩展筹饷练兵的规模，增新和扩大军工和民用企业的发展。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的旗帜，始终是以增强近代化的军队和军备为核心，以强化清朝国家权力为准的，并以军工企业带动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富国”奠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