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及每个企业中又聚集的一批知识人才群，成为人们能够觉察到的一股社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实业救国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

其次，洋务运动开翻译和自办报刊之风，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使“万马齐暗”的中国开始焕发出九洲生气。迫于洋务事业需要，洋务派设立译书馆，对西书进行译著工作。其中江南译书馆译书最多。在20年间译书163种，另附刊32种，有十余种是历史和政法书籍，近代新学科的引进工作大都是它完成的，19世纪欧洲新兴的声、光、电、力等学科的引进也是籍于它。京师同文馆译著近200部侧重于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的书籍，这些官方翻译机构的工作为学习西方的活动铺开和奠定了基础，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出现在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从而帮助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逐渐形成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导致近代知识层和近代文化的产生，从而为近代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洋务译书馆引进西学的活动对中国近代科技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影响，恰恰似梁启超所说:“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14）］，对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这说明译书馆的引进西学对于中国整个社会思潮的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文化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工具－－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如《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江报》、《新报》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演变的又一标志，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人才队伍的发展。

其三，随着对传统观念的动摇，社会上，甚至洋务派中有些人进而转向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感到西艺为次要，西政为要，主张采用西法变祖宗成法。他们的思想还影响到洋务派的某些官员，如张树声，在其临终《遗折》中，明确强调“育才于学堂，议政院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此其用也。”［（15）］他们论及的一个中心问题，即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必须废成法，采西法学西政，不自觉地走向了自我否定，要求变革上层建筑的道路，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即使象徐建寅这样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化学家，在他1881年从欧洲考察回国之后，也将他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刊行于世，表现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心。后来他自觉参加戊戌变法的实践，表明了他并非把西方各国的富强单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先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所形成的新式人才群的轨迹。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洋务运动这几十年的艰难实践和舆论制造，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才引起了一大批人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才引起了人们变革封建制度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体，并进而开始了以西学为武器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

注:

（1） 《曾文正公文集》，卷十七，第6页。

（2） 《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第26页。

（3） 详见刘锡鸿著:《英轺日亡记》。

（4） 张之洞《治鄂记》，第7页。

（5） 《李文忠公全书·国史本传》，卷首，第23页。

（6）（7）（9）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2页、第23页、卷二十八，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