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参加洋务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的人才。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的文人大都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忠实卫道士，后来在参与洋务活动的实践中，他们最终冲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如薛福成、黄遵宪等人，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薛福成出身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屡登科场，但累试不第，直到他利用其父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于1876年（同治六年）进入曾幕时，仍醉心于科举，最终于次年31岁时考上了“副贡”。随后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科技文化，遂著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通俗诗人黄遵宪举人出身，1877年（光绪三年）被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思想发生了变化，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

这表明，新环境给封建士大夫带来的新知识驱赶了他们原有的一些旧观念。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迈步加入“洋务”行列，特别是来到欧美各国的人们，进入一种和中国的传统大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环境中，遇到的是他们从未所闻的客观事实，其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变迁。即使最顽固的人们，当他来到这种新的环境中，旧观念也必将逐步为新知识所代替。关于这一点，刘锡鸿的思想转化轨迹就是一明显的例证。刘锡鸿在1876年（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之前，主张“用夏变夷””最力，极力反对仿造外洋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发展工商业。他把主张“师夷之长技”的人们骂为“汉奸”，叫嚷“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宣传和外国通商就是“用夷变夏”。当他带着这种指导思想来到英国后，处处与思想开放的郭嵩焘作对，并对英国的一切都看不贯。日本的政治家和他谈起向西方学习的事情时，他不但鄙视日本的所作所为，而且表示中国要坚守“祖宗旧制”。但是，不带政治思想色彩的科学技术却向他的这种思想发起了“围攻”，随着驻英岁月的流逝，他这种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

当他广泛参观了工厂、矿山、企业之后，感到英国的机器“愈用愈巧”，货物“愈出愈多”，这是其富强之本。他在泰晤士报馆看到风驰电掣的印报机，七万份报纸一挥而就，心中暗暗钦佩，他参观火车，见其一小时可行一百多里，惊叹其“技之奇巧，逾乎缩地”。他感到英国的学校“学规严整”，英国的图书馆藏书备足，英国的博物院能传播知识。后来逐步感到他原来主张的“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象“种植畜牧，百工技艺，皆百姓生财之源”，中国完全可以仿效。他甚至称赞英国的社会状况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3）］刘锡鸿这种思想变化说明，洋务运动已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头脑，使一部分旧式文人在从事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转变为了近代知识型的人才。

通过上述三种途径，近代中国首先在洋务事业中聚集了几百新式人才，分散于文化、教育、外交、工商及其他洋务活动的各个部门和办事机构中，形成中国第一代知识人才群，这是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80年代中期）主要的科技文化力量。

中国第二代新式人才群是由洋务派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

尽管洋务派极力搜求人才，但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寥若星晨。张之洞常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4）］而要“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又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因而从19世纪60－70年代，李鸿章屡次上书，力陈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5）］但“尤以人才为急要”。［（6）］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7）］李首先看到了人才匮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之根本。”李鸿章认为造成中国新式人才短缺的根源，在于科举制度，他说“我中士非无聪明才力”，实因“士大夫皆耽于章句贴括，弗求富强实济”，“试贴小楷丝毫无与时务。”［（8）］为此，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上书呼吁打破陈规陋习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并且还希望通过培养人才，为中国自强打下强大基础，以超过西方各国。

他与沈葆桢一起上书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照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9）］这段上书表明，洋务派通过创办洋务的实际活动，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信息的反应能力已经具备有相当敏锐的程度，感觉到了要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体系，达到自强的目的，是不能够总跟在别人后面模仿，而应该探究其不断发展的奥秘，掌握“自强”的主动权，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要自己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旧时代的中国教育场所主要是私熟和书院，虽然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进入了近代，但直到此时还没有一所近代学校出现。于是，洋务派在广觅人才的同时，开始身体力行，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两种渠道培养自己所需的人才，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由此又呼唤出比第一代人才群要多得多的第二代新型人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