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晚期的执政太后。她在历史上的作用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史学界许多学者在评价其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时把她视为顽固派的总后台，认为她对洋务运动竭尽抵制阻碍之能事。

通过史料分析，我们认为慈禧在洋务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她在西方炮口之下失去了昔日天下独尊的地位，唯洋人是从，从其对大清帝国的前途着想，也曾寄希望于兴洋务而“自强”，对其加以大力扶持；但又正由于为保障她在中国的权力和维持其奢侈的帝王生活，她又玩洋务派于股掌之上，对其处处加以限制以防坐大。这种两面性正反映了世纪之交处于近代化进程中没落君王的矛盾心理，也促成了大清帝国加速灭亡的历史归宿。

一

慈禧上台伊始就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援引各种力量，采取种措施，来极力挽救大清帝国的危局。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被镇压下去后，渐渐把“御侮”的问题摆到了重要位置。在慈禧所重用和依靠的对象当中，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满洲贵族当中的支持者奕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西方列强打过交道。他们认为，要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延续下去，得到巩固，必须使清政府具有一定的实力，设法“自强”，而自强的根本途径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与生产技术。

慈禧对曾、左、李等人的思想和主张，不仅赞许，而且呼应。她在1862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命沿海各口岸挑选弁兵，接受西法训练，说“官兵不能得力，暂假洋人训练，以为自强之计”。并且表示:“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密传，能利攻剿”。几天之后，她在发布的另一道谕旨中又这样写道:“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这对曾、左、李等人无疑是一种极大鼓励，无形中也吹响了洋务运动兴起的号角。

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问题上，慈禧之所以能同曾、左、李等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是因为她同样发现，祖宗走过的老路不能再走，传统的统治方法已经失灵。“内忧外患”的风雷激荡，使“志气极强”而又“好大喜功”的慈禧产生了一定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思想，她在上谕中经常提到“时事多艰”，不只一次地告诫各级官吏，务必要“同心求治”，发愤自强，振衰起弊，并多次“训诫军机大臣，痛除旧弊，勉励自新”。在她看来，要消除清朝统治的危机，适当地学习一点西方的长处，实行一些自强新政，也很必要，“国外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究竟应当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进行预防，使外国不致生疑，她下令让曾国藩等人“勿泥成见”，“亟早筹维”。这都表明了她对时局的关切和求强的心迹。

慈禧的求强之意，不仅表现在经她发布的谕旨上，在其平时的言行中，也时时处处表现出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后，曾于1875年1月28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保定到达北京，第二天就被慈禧召见。他在致李宗羲的信中说:“廿二、三、六日，太后召见三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不久，他在致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信中，也谈到同样的观感。1887年3月24日，慈禧在召见即将去欧洲赴任的驻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时，谈到各地的教案和洋人的无理，表示“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而李鸿章在1885年10月17日致曾国荃函中，则透露了清廷内部的政见分歧:“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旧规，不足振兴。”李鸿章是个洋务大员，当然是以洋务派的眼光审视清廷，对清廷内部各派动向，自然十分敏感。他把慈禧与守旧诸臣分别出来，说她“有意改革”，决非偶然。

慈禧同道光皇帝不一样，她不仅有采纳西方技术加强清政府统治力量的大胆想法，而且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在慈禧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也是在她的支持下才得到一些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