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人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经学有理、朴之别。

“乾嘉朴学”继承东汉许慎的古文经学，故又称“汉学”“考据学”。对清代朴学的兴起过去流行文字狱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清代朴学的兴起，与清代文化的高度成熟关系密切。文化高度成熟的一个表现是图书典籍的极大丰富，典籍的丰富带来了清代图书事业的繁荣，官方动用人力，物力编撰丛书，类书，私人购书，校书，刻书，编书也蔚然成风对学术界的影响是导致专注于校勘，辨伪，文字训诂的学者越来越多；清代朴学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清代人认为宋明理学空谈义理，对国计民生不闻不问，只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丢掉了，要想真正把握孔孟的精神，只有回到儒家原典中去寻找依据，从考证，实据的角度提出论据。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最终促进了考据学的繁荣。

在中国经学史上，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学，皖学创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但徽派朴学发展到后期，因繁琐考据，唯汉是求，研习内容脱离社会现实，弊端日益显露。民国年间，经学大师歙县吴承仕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新安理学培养了徽州文化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明末清初，歙县潭渡人黄生则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核，开清代徽派考据之先河。较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尤精三礼，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误》等著作。同期的歙县人汪绂，虽学无承师，但专意以考据治经，与黄、江同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

黄生、江永、汪绂治经不废宋儒，至江永的学生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玄与空，把汉代训诂学作为研究学问的门径，故又称考据学为汉学。戴震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诸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他以考据训诂为主要治学方法，但又并不囿于汉儒，而是从实求真，不主一家。在中国经学史无前例，清代徽派朴学被称为皖派，皖派经学和皖学。皖学创造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震的嫡传弟子段玉栽、王念孙和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通过深入的考索，各在自己的领域卓然而立，成为皖派以至乾（隆）嘉（庆）学派的殿军。清代经学皖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并称，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相互影响，但皖派后出，学术成就超过吴派。吴派多治《周易》、《尚书》；皖派则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吴派提倡复古，唯汉

是好；皖派求真，敢于突破汉人旧学，提出己见，从名物训诂以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运用科学方法，富于科学精神。皖派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兴于宋、固于元、盛于明的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廖落。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

江永的学生程瑶田、金榜也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程瑶田治学，以实物考证文献，开始了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阶段。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宅居中的不蔬园，成了徽派朴学的习研交流中心。皖学奠基人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都在这里学习。戴震在入京前曾两馆不疏园。汪中、黄仲则等人亦常此聚会，诵习有诗书，切磋有师友，对徽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中后期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还有洪榜、汪莱、凌迁堪、江有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