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扒着门缝看历史》 作者:徐世平 出版:九州出版社

去年到台湾公干，恰好碰上民进党 “去蒋化 ”之高潮。蒋公 “中正纪念堂 ”被正名了，门前牌坊的牌匾 “大中至正 ”四字也被拆了。一般理解， “大中至正 ”包含了蒋介石先生的名讳。但是，这四个字的出处，乃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王守仁先生。

然而，当今许多青年人，却不知王守仁先生为何人也？其实，他另有一个名字，叫王阳明，大名鼎鼎。“大中至正 ”，则源自王阳明当年弟子所撰的师生论学答问《传习录》。该书有此说法:“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人圣域，粹然 ‘大中至正 ’之归矣。”可见，这四个字，显然是无辜的。但是，台湾当局的某些人士，也是能睁眼瞎编的，其“*”说，“大中 ”和“至正 ”是二位昏庸皇帝的年号，“大中 ”是唐宣宗的年号，“至正 ”是元朝亡末代皇帝元顺帝的年号，如此解释，足见其无知的程度。至于*先生更绝，他说，“大中至正 ”是清朝太监李莲英坟前的对联用词，联想之丰富，让人无话可说。

关于王阳明，明史有传，即《王守仁传》。在明史诸列传之中，《王守仁传》的篇幅是较长的，亦可见其历史地位。该传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这也是我见过的、最能准确评判王守仁生平的文字。其实，有关王阳明先生的各类记载和评价，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段文字，或许是最好的，故转摘如下: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 “阳明学 ”云。

读毕《王守仁传》，对王守仁先生应有基本了解。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亦有说法称其祖籍为浙江上虞），生于 1472年，卒于 1528年。

他早年因被权臣刘瑾排挤，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任一个小小的驿丞。其间，他曾居住于阳明洞，潜心悟学，自称 “阳明子 ”，世称王阳明，并创立了阳明学派，亦称 “心学 ”。其门生后学遍天下，如王艮、徐爱、方献夫、黄绾、王畿、聂豹、罗洪先、何心隐、李贽等人，也影响了明中后期、清代、民国乃至现代的许多人。王阳明学术及历史地位之崇高，似乎是令人惊讶的。比如，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一是王阳明，一是清代的曾国藩，一是当代的毛泽东。明史曾说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能与孔子、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了王阳明先生声名高隆的历史地位。

然而，有一件事，我曾经疑惑不解。王阳明死后数百年，影响巨大、世人敬仰，一直是后人推崇备至的伟大历史人物。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以及毛泽东，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一文，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 “知行合一 ”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 ”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从天上摔到地上，原因何在？其一、王阳明思想的唯心主义色彩。王阳明自创阳明学派，虽说曾有反对者，但大抵都是在学术范围内的讨论。比如，《王守仁传》就说王阳明 “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也有权臣（包括后来的名相张居正先生），将阳明学说当做 “邪说 ”，也只是说说而已。然而，建国之后，阳明学说被界定为主观唯心主议的学说，完全纳入了政治范畴，这就注定了该学说最终被无情批判的地位。

所谓的唯心主义问题，一直是半个世纪来批判王阳明的主要理论依据。

过去，我们一直以所谓的阶级分析观点，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立场，以唯心和唯物的标准，划分历史人物和思想。这种方式，其实是简单化的做法。凡是唯物的都是好的，凡是唯心的都是坏的，因此，像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尽管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却也一巴掌被打倒了。我对哲学，虽说存有敬畏之心，却向来没有兴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在《传习录》中的一些话，我是读过的，深受启发。

比如，“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明便是天理”等等，都是做人的大道理，又何错之有呢？可悲的是，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头脑里，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所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历史总是对文化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开玩笑，一种残酷的政治玩笑，只是这种玩笑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其二，王阳明曾经*农*动。因此，王阳明一直被认为是“刽子手”。读《王守仁传》，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除了平息宁王叛乱之外，他的军事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的农民或者边民。建国以来，我们的历史评价之中，也有一条简单的划分原则，凡是“农民革命”，都是好的，凡是*民农运动的，都是坏的，这显然也是一个误区。其过分拔高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也影响了一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包括后来的曾国藩。有专家说，这是历史研究的荒谬，同时也造成了荒谬历史的产儿，此言极是。于是，我们看到，当年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也杀人如麻，但他们是农民革命者，其罪过也一笔勾销了，但是，王阳明杀人（战争总要死人），却被记下深深的一笔。尽管，他是奉命平乱，却被定性为阶段的属性和人格污点。其实，据史料记载，王阳明在处理农民暴动问题的时候，还是十分注重策略的，尽量不杀或者少杀，并努力解决善后问题，仍是他的一贯主张。比如，他解决广西少数民族之乱，便未曾动一兵一卒，也没有杀过一人。这一点，亦是无可争辩的。人的功绩，是存乎民众之中的。我们可以去打听历史，王阳明的口碑，历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