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人士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但关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所谓《三策》是班固所伪造”，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却值得商榷。即使董仲舒确实向汉武帝进献过《三策》，也证明不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独尊儒术”四字不但在《三策》中没有，在迄今所见董仲舒的著述中也未见。至于班固和司马光，也都只提过“罢黜百家”，而从并未提及“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后人的揆度、敷衍之词。

“董学”是为适应汉代一统国家的政治需要，从揉合“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入手，而精心炮制的一种专门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作理论解释的学说。从其融合阴阳五行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方技诸家的思想观点来看，要是按照习惯硬把它说成是“儒术”的话，那么这种“儒术”也绝非以孔孟为代表的原有“儒学”。董仲舒步李斯之后尘，在作为知识分子统称的“儒”者中，第一个主动帖服在君王的御座上，专门为君王专制统治的维护和延续而吹喇叭、抬轿子，并殚精竭虑地编造相应的理论和学说。董仲舒是学者争当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使学术屈从于政治，理论屈从于权势，从而进一步强化“官本位”的始作俑者。所以，清末民初的“国学”家如邓实，把这类学问就其实质而称之为“君学”，是非常确切的。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以后之所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

一、汉武帝到底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近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就认为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社会的主导思想，并未对百家进行剿杀，与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韩术”有质的不同。武帝初年虽“罢申、商、韩”，但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围，因为此时“黄老”是主导思想，儒家乃在野学派。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虽是儒家所为，但不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是将“黄老”从主导地位上拉了下来，由儒家居正统。“黄老”后来与“申、商、韩”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野学派。汉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怎么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孙先生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但班固不能自圆其说，所谓《三策》是其所伪造，抵牾之处甚多。而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司马光发现了班固作始俑时有两大矛盾:一是武帝七年后，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二是说不清田?`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关系。为此，司马光将董仲舒的对策从武帝七年提到了元年，并同时将武帝六年田?`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从历史上抹去。这就告诉人们:汉代只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田?`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孙景坛:《再论董仲舒非儒家──兼答吴九成、周桂钿先生》，载张义生主编:《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愚不敢妄断，只谈些粗浅之见: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的求索和较真的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于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而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三十五岁，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愚之所以述其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一点儿也未曾提及，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况且，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当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事，他是不知道还是知道而未记，都让人费解！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愚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