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搞国学、搞中国文化研究时，太缺少科学的自我批判意识，讲国学不应该是企图把人导向往回走，往后看，复古倒退。一个人一辈子都做好事，不做坏事，可临死时却告诉人们，他做一辈子好事其实都是做给人家看的。我不认为儒家只是一个政治化的官方的思想，它原来就是民间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优秀文化与道德价值还是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民间儒学再生的期待。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光明日报《国学》版

时间:2009年3月21日上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会议室

访谈嘉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德顺

北京大学教授 陈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志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牟钟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曙光

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景林

主持人:梁枢

主持人:今天的讨论是一个多学科的碰撞和交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首先请各位就“儒学评价的理论方法反思”问题交流观点。在座的有两位先生都曾谈到这个问题。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与改革同行》一书中,有一篇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考察传统文化的一个方法问题》。然后是牟钟鉴先生,几天前在接到我们会议议题题纲的时候,建议我们应该对儒学评价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列入今天的会议。

我们注意到,有一种现象,总是被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伪善主义。关于这种伪善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那么这种伪善主义与儒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就这个问题2006年我曾请中山大学的李宗桂先生和今天在座的郭齐勇先生做过一次对话。大体上,郭先生认为,伪善主义用儒学作遮蔽,但是与儒学本身没有关系;李宗桂先生认为,这种伪善主义是一部分人对儒家仁爱思想的一种异化,而儒学对这种异化的产生缺少免疫力。李德顺先生的思考则进一步深化了。他在文章中提出这么一个概念:“言与行的二元分裂型人格”,即言行不一致,相互脱节——原因之一就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某种隐性的缺陷。

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伪善主义是儒学本身造成的,还是儒学在社会推广过程中造成的,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打个比方,伪善主义就像是一种病毒,那么这种病毒是儒学原生的,抑或寄生于儒学身上并借助儒学向社会传播的,还是跟儒家没有关系?下面就请各位先生发表高见。

搞现代国学,我主张要有三个反思

李德顺:我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学界面临一个重新振兴的时机,应该拿出自己的思想文化理论来。不能要么去拾洋人牙慧,把洋人的东西直接当成自己的东西;要么停留在只会“吃祖宗饭”这个水平,把文化与过去的文章言说简单地等同起来。我把这两种倾向归结为一个叫“向外看”,专看人家有什么;一个叫“向后看”,专看过去有什么。这两种看法实际上都看不见或者看不起现在的中国人,不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文化权利和责任。

我主张,不管是向外看,还是向后看,最终都为了立足于当代中国人,向前看,向前走。而且我不认为中华文化传统有什么“断裂”。现在的中国人,活着的中国人,都是在中华文化的胎液里泡出来的,我们身上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中国文化和我们的传统造就的,不能割断历史来说它。

搞现代国学,我主张要有三个反思或三个自觉。

第一是对象的自觉。作为对象,我们讲传统文化时,究竟应该定位在哪儿?是定位在历史,定位在文化,定位在人,还是简单地定位在某个学说、学派体系上?不要一讲传统文化就认为是讲国学,一讲国学就认为是讲儒学,就是说,中华文化、国学、儒学这三个概念之间的过渡不能那么草率。按我的看法,中华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活样式,要联系中国的整个历史和中国人的整个现状来看,不能简单地用某些言说来代替,因为它特别不固定在某一种形式上,就像中国人可以把三个教的教主塑在一个殿里一样。塑在一个殿里表明我们的“宗教”很不纯、很不诚。但是这不纯和不诚的背后,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以人为本”的自主意识在里面。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传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