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乍一听这“灭人欲”，吓了一跳，可能有人会和我一样想:“灭人欲”是把人的欲望都灭掉，太霸道太残酷了吧？所以骂的人很多。细看原话，却是这样的:“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

这理论，无非是让人节俭一些，收敛一些，不要太放荡，太穷奢极侈而已。这理论，用今天的廉政角度、道德角度和养生的角度去看，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在当时哀鸿遍野路有饿殍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的。可宋朝的王孙公子、达官贵人们享受惯了，他们役奴仆、厌膏梁，酒池肉林、倚香偎翠大红灯笼高高挂惯了，对朱夫子的这个观点嗤之以鼻。

被后人骂得最厉害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其实是孔子的东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理论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渐渐地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是对妇女的迫害，更为残酷，一个““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把女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到了五四时期，封建礼教被鲁迅等有识之士控诉为“吃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要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年代。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重建宋朝，是为南宋。至建炎三年，赵构迫于金军攻势，谋偏安江南。在南下的路上，金军穷追不舍，宋部队溃不成军，他们打不过外国侵略者，欺负老百姓倒很在行，散兵游勇们沿途见什么抢什么，害得百姓叫苦连天。

统治者苟且偷安，为了向金人奉上大量的金银财帛，就更加横征暴敛，搜刮人民财产。江南民众活不下去，纷纷揭竿而起，他们破州县、焚官府、杀贪官；号召等贵贱、均贫富。南宋朝廷一边又要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调遣大量兵力镇压农民起义，一边屈辱求和，闹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皇帝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了。

在这种内焦外患，国力不支的情况下，朱熹的理论，无疑都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为封建王朝的巩固和不衰而努力。所以被当时的统治者推崇为一种“思想”。

朱熹为人刚正不阿，敢于冲击至高无上的皇权。南康三年，朱熹向孝宗进言说:“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这不是责怪皇帝心术不正、纪纲不立吗？“文死谏，武死战 ”，朱熹真是拼着一死的勇气说出这话的。孝宗果然气得七窍生烟，若不是大臣赵雄在一旁拦着，朱熹的脑袋可能就搬家了。

这样的人，肥缺、美差自然是轮不着的，能到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谋个一官半职，就算不错了。

淳熙五年（1178）八月，朱熹知南康军。他看到当地百姓赤贫的状况，非常痛心。他一边积极发展农业，救灾扶贫，一边多次上书皇帝，要求轻徭薄税，让农民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还发布《劝农文》，要农民不要怠惰，勤劳耕种，他还出台一些政策，让政府给农民贷粮，以利发展生产。在此同时，朱熹还积极办学，亲自讲课，希望能提高人民素质。他还施行一些法治，维护那个动荡的社会。

朱熹的工作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在知南康军任满之后，宰相王淮推荐他为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负责管理常平仓、茶盐等方面的事务。

淳熙八年（1181），浙东风不调雨不顺，饥荒像一个幽灵在台州的上空盘桓，百姓们饥肠辘辘，忧心忡忡。腿脚灵便的外出逃荒，年老体弱的坐以待毙，更有倔强厉害的落草为寇。真是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在这危难之际，朱熹被派往台州赈灾来了。

农历十二月初六，朔风怒号，白雪纷飞，年过半百的朱熹踏上了到台州的旅程。从临安（杭州）到台州，山峻壑险，道路崎岖。南方没有车马，山里行不了舟楫。更兼年关逼近，绿寇活动猖獗。在那些个寒冷而危险的冬日，朱熹一行日夜兼程，朝着穷山恶水的台州而来了。

进入台州境内，但见百姓衣衫褴缕，满脸菜色，有的更是奄奄一息了。

当时临安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台州的官员也不甘落后，太守唐仲友（字与正）天天灯红酒绿，聚众豪饮，高级歌妓们则在一旁莺啼燕啭，轻歌曼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