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儒家阵营内部来看，有原教旨意色彩的叶德辉等人自不待言，自从〈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出版之后，他们便看出了康有为用基督教来改造儒家的“以夷变夏”的企图，所以叶德辉:“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康有为之公车上书，诋西人以耶稣纪年为无正统，而其徒众又欲废大清统号，以孔子纪年。无论其言行之不相顾也，即言与言亦不相顾。”[14]

即使是儒家内部的改革派张之洞等人，虽然一度支持康有为孔教的举动，但当强学会的会刊模仿基督教以耶稣诞生纪年的方式刊载“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年”的文字的时候，强学会的会员都觉得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改正朔”的举动，是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直接挑战，因此要求将康有为除名，以免祸及自己。而为创办强学会曾经出钱出力的张之洞更是直接发电指出“孔子卒后一条”是未经商议擅自发布，因而命令查封强学会，《强学报》也随之停刊。

在康有为自己的弟子中，陈焕章可以说是坚定地支持孔教会的设计的，但梁启超的态度就比较多变，但梁启超认为保教与思想自由是冲突的，而且宗教与一个国家之强盛也无关，因此总体来说是反对将儒家教会化的。

就儒家自身的特点而言，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十分复杂的，陈焕章那样完全以西方的宗教标准来论证儒家是一种宗教的方法固然不可取，完全否认其宗教性的一面也不尽合理，在康有为那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儒家这种特殊性使得儒家转变为宗教成为一种必要，而困难之处也在于儒家的漫长的制度化存在方式阻碍了它转型为一种现实的宗教。杨庆堃敏锐地指出“中国宗教缺少独立的中央组织的僧侣集团与有组织的会众，使他无法在社会组织的一般架构上占任何重要的地位。这样遂让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上扮演一个中心角色。同样地，宗教组织上的薄弱，使它在中国社会制度的运作上只能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配角。如果中国宗教会发展出强固的组织，则儒家恐惧宗教与之竞争将远甚于现在。这是在中国儒家与宗教长期以来合作的特性。”[15]

但是儒家教会化的真正的反对者是试图用一种“进步”和“落后”来化解民族认同问题的思想潮流，宗教一直被视为是理性的对立面,是为理性所不容的事物的集中体现。偏执、教条、迷信、将理性思维列为禁忌，以及显而易见的错误，无法用事实来证明的种种神迹。所以作为理性主义的重要一环的启蒙运动就是要把人们从“宗教”的蒙昧中解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本身已经被符号化，被“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定义为“落后”。这种倾向的代表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但在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人们的知识来源已经多元化，而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口号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仰，新兴的留学生和新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儒学已经被符号化了，[16]而孔教会的努力增强了这种符号化的状况。因为在启蒙的价值观下宗教被视为是理性的对立面,是为理性所不容的事物的集中体现。虽然他们并非是没有看见儒学所拥有的内在的价值，但他们更认为，为了迎接那个想象中的新的中国，他们必须与儒家告别。而《新青年》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种心理需要，因此，《新青年》可以称得上是反孔的大本营。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阶层，首先关注到了儒学和孔子与旧制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所以，在国会讨论孔教提案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议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康有为与张勋复辟的关系强化了将孔教和专制结合的证据。所以张勋复辟失败后，陈独秀认定尊孔和复辟是“相依为命”的，所以说:“孔教和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17]

现实的政治事件使陈独秀等人认为，如果不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任何制度的变革只能是表面的变革，而激进的思想方法[18]则使他们选择了非此即彼的抛弃性立场，他们一方面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看作是绝对不同的两种体系，而且逐渐以进化论的立场强调，东西的差别不是多元化的表现，而是存在着“古今”、“新旧”的差别，即两种文化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和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需要，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文化。陈独秀也承认孔教并非一无是处，但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只能两者居其一。

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启蒙思想家们简单地看待传统，进而企图以一种“主义”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来作为解决现代化和文化认同的矛盾，那么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吗？

毫无疑问，康有为试图通过建立孔教的方式为制度变革中的中国人寻找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制度本身是否是可以脱离文化传统而移植的，或者说制度变革之后原有的认同基础是否依然有效？同时康有为在坚持儒家作为认同基础的绝对前提下，教会化的方式是否是符合儒家本质性要求的？或者说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方式来确保儒家作为我们认同的基础。我相信这些问题康有为可能思考过？这种一以贯之的思考使得康有为始终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的焦虑和比他同时代人更深层的思虑。列文森说:“康有为比那些仅仅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历史关系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由于他相信法律和哲学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孔教会的人认为:“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9]但是如果进一步的追问: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才能承担起中国民族性认同基础，康有为的探索是值得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