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夺取东北的四平、长春之后，国共之间在关内开打成为必然。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上进展顺利，蒋介石、陈诚等颇有些志得意满的样子。不料，战争进行了半年左右时间，战场形势就开始发生逆转。蒋介石占领延安的行动并没有能够为国民党人挽回损兵折将的面子。恰恰相反，进入1947年春天之后，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引起学生、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此种风波的暂时平息，又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而让众多国民党人扼腕不已。蒋介石因此不得不祭出“戡乱”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旗帜，试图用强制性的手段，集举国之力与共产党决一死战。但是，持续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形势恶化，和战后波涛汹涌的投机、腐败之风，远不是靠这种动员令之类的措施所能缓和的。更何况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更不会因为一纸动员令就稍形化解。相反，经济形势和政治现状愈趋恶化，国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以及军队内部的嫡系与非嫡系的区别，也就愈加明朗化。面对这样一种局势，许多国民党的将领们在战场上为自己、为士兵、为国家，各谋出路，几乎不可避免。

关外、关内先后打响之后，蒋介石已经很清楚，国民党非用武力消灭共产党不可了。那么，国民党有没有可能达到目的呢？6月17日，蒋介石在东北对军官们有过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意图说明国民党很容易战胜共产党。他声言:国民党“最后的敌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一次剿匪的成败，就是本党革命生死的关头”。“今后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要消灭我们”。他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靠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我們在战前之所以不能剿灭共匪，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們军队受了地形和武器的限制，一方面乃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们后方不断的侵略，牵制了我們剿匪工作，使我們不能用全力来剿匪”。今天日本已经投降，军事解决实为极容易之事。你们看，“无论在四平街、在本溪湖各战役，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只有外壕加深、加宽，同时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钢板和木材，将工事加强，如此而已。由此可知共产党的战术并没有什么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的日式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尤其是他就地新裹胁来的民众，都不愿意共党杀人放火、漫无人道的兽行，因之匪军的官兵大多是离心离德形成了乌合之众，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蒋介石:《特种兵的任务和方向》（1946年6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1～331页。

但是，这个时候，马歇尔尚未放弃调停的努力，故蒋介石亦并不公开发布“剿共”令，只是一面在党内鼓励强硬派表达意志，在军事上秘密部署展开攻势，一面在公开场合仍旧赞同和平。而极具象征意味的，就是这时发生在首都南京的下关惨案和发生在昆明的李闻惨案了。6月23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主，推出马叙伦等11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火车赴南京向各方请愿停战。该代表团实属中间派性质，并无共产党背景。然而，代表们甫一动身，南京市党部便将事先组织好的打手化装成苏北难民，从镇江上车对代表们实施阻吓行动。车到南京下关后，大批所谓苏北难民即群起殴打这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社会名流。前后辱骂、推搡、殴打、纠缠达5个小时之久，各位代表均被打伤，却不见军警出面制止。不过20天之后，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较为活跃的反战人士李公朴和著名教授闻一多，又先后被军方指派的军人刺杀身亡。此等事件公然接连发生，足以显示国民党内强硬派已经是有恃无恐了。

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汇报，确定“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转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第510页。。5天后，蒋介石下令首先解决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地区，被围已久的李先念和王震所部，给中共一个下马威。20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下达作战计划，预定各部队6月25日到达指定位置，6月底全面进攻。然而，周恩来19日就已经得到情报，中共中央当天就命令李先念部准备突围。待23日进一步获知国民党方面确切的进攻计划之后，中共中央更严令李部:“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中央致中原局电》（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88页。结果，李部次日秘密集结，在国民党军尚未完全按部署到位之前，分兵突围而去。沿途虽仍遭强敌追堵，减员近3万人，但国民党围歼计划并未实现。

蒋介石既然已经不宣而战，毛泽东也迅速决定，把他的报复作战变成主动进攻。为了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要求关内各主力部队准备依照新的作战方案开展攻势。这新的方案就是:（1）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地，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2）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有、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3）以中原突围部队一部出河南，华中一部出江北，配合作战；（4）上述作战基本目的以占有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城之半数为初步，然后准备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进击。同时，毛泽东命令晋察冀部队，在敌攻承德时，准备乘敌北进，集中4个纵队及冀中、冀晋边区主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毛泽东:《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3～284页。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是准备利用自己军队机动灵活的特点，乘敌全力向北之际，先内线后外线，通过运动战，相机大规模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造成蒋之军事被动。他确信:当时形势极不利于蒋，因此蒋介石是打不了多久的。共产党作战越坚决，蒋介石就越害怕，不怕蒋介石不妥协。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不过，毛泽东的计划尚在与各地军政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过程之中，国民党方面就进一步发动了打通胶济线的作战。其第二绥靖区分东西两路，于6月23日起对中共山东军区发动进攻。第一阶段先后占领即墨、蓝村、胶县和淄川、博山，打通胶济路西段。之后又进一步发动第二期作战，成功夺取昌邑、高密等县城，打通胶济路全线。

就在第二绥靖区开始实施打通胶济线的作战之后不久，徐州绥署也于7月4日发布作战命令，决心:“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转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2，第531页。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随即于9日召开作战会议，决定13日发起攻击。不料，其作战计划第二天就被中共方面获得，并“被摆到了调解国共和谈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办公桌上”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57页。。苏中中共将领粟裕当即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国民党方面原定担任攻击任务的整编第八十三师位于宣家堡和泰兴两地的两个团，“以错乱敌人的部署”。《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258页。战斗从7月13日打响，至15日结束，宣家堡和泰兴的两个团除不到一个营脱逃外，基本被全歼。而后，粟裕利用精准的情报，指挥部队在根据地里东突西奔，六战六捷，以1.6万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5个旅4万余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兵力强大，此举并没有能够阻挡住李默庵部的进攻。到8月下旬战役结束时，国民党军已经基本达到了第一期作战目的，占据了如皋、海安等要地，从而可以确保长江通道的安全了。

与此几乎同时，部署在淮南的国民党军主力之一，第五军和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八旅，也奉命于7月16日开始进攻淮南的中共武装。两周后即攻占天长、盱眙，进抵洪泽湖，把中共在淮南的华中第二师挤到了苏北淮南交界地区。而淮北的国民党军亦于7月18日发动攻势，先后占领灵璧、泗县、五河、濉溪口、朝阳集、曹八集，使中共陈毅部陷入严重困境。紧接着，徐州绥署以第五军和整十一师进攻砀山、夏邑，以整二十八师进攻碾庄，以整五十九师和七十七师进攻台儿庄，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进攻宿迁。

在陆续达成目的后，再令第七军向泗阳推进，掩护整七十四师进攻两淮，以整二十八师和整六十九师跟进宿迁和洋河，以为守备。此次作战中，陈毅部因情报不确，部署失当，导致泗阳防守兵力严重不足，中共苏皖根据地首府淮阴，以及苏北重镇淮安，很快均告失守。到10月底，中共军队被挤压在盐城、涟水、阜宁、沭阳一带狭小区域，继续坚持苏北已无可能。12月3日，国民党军再度发动大举进攻，先后攻占涟水、盐城、阜宁。尽管陈毅、粟裕两部在宿迁以北成功歼灭进攻新安镇的整六十九师3个旅2万余人，师长戴子奇被迫自杀，但是，苏北根据地也全部落入国民党军的手中，中共军队被退过陇海线，进入鲁南。

这个时候中共在各地作战，虽丧城失地甚多，但到底也让国民党军损兵折将不少，唯独在华北战场，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失地多而无斩获。中共战后在华北战场占据着主动地位，因此，内战开打之后，毛泽东亦为华北两军区规定了较高的战斗目标，即要求它们准备用6个月或较多时间，以晋察冀军区主力夺取平汉路北平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家庄；然后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和大同两城，从而将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转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为此，两军区为集中兵力，决定先打大同，再战平汉，然后再夺正太路。部队于7月20日开始围攻应县，8月初开始围攻大同，但攻了一个月，始终未能得手。蒋介石将指挥和救援大同的任务交给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傅部9月初开始自归绥出兵救援，中共集宁作战严重失利，被迫撤围大同。紧接着傅作义部以主力摆出架势，进攻中共华北区中心城市和连接西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张家口，却以骑兵避开铁路线，急速奔袭，于10月11日成功占领几乎没有留置部队把守的张家口。而？此同时，中共在热河、冀东和察北的根据地，也先后丧失。整个华北战场，仅鲁西南晋冀鲁豫军区在定陶地区的一次作战，有所收获。

进攻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数量占绝对优势，仅用于一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就有10多万人，而中共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只有5万人，由于部队刚刚打过陇海战役，损失了5000多人，兵力和弹药都还来不及补充。但因中共方面这时对敌情摸得到位，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方面指挥系统不统一，战力强弱悬殊，相互协调差，各级长官往往视部队为自己看家本钱，不愿冒险救援的情况，于9月初集中兵力，在定陶以西地区围歼突出的整编第三师，俘获中将师长赵锡田，并乘胜追击，再歼退却中的整四十一、四十七师各一旅，迫使该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队退回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另一路国民党军则进展顺利，先后进占单县、城武、鱼台、金乡、定陶、菏泽，并沿着菏泽、济宁公路由西向东推进，直逼晋冀鲁豫根据地中心的巨野和嘉祥地区。由于中共军队求歼整十一师未果，主力随后还是被迫退到黄河以北。

此番作战，国民党在夺取实地上可谓占尽风光。以至于参谋总长陈诚公开宣布:如果真的对共产党开战，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以国军的力量，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在两周内打通。1946年10月18日《中央日报》，转见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2002，第560页。蒋介石亦不顾国共关系全面破裂，马歇尔可能退出调停，单方面宣布限期召开国民大会。随着11月15日国民大会正式召开，马歇尔的使命即告彻底失败。

面对如此形势，就连一向主和的王世杰，也觉得中共是太过自信而自讨苦吃了。在得知张家口被占领后，他当晚记称:“此事证明中共显已过分高估其抵抗之能力，否则三日前彼方当已接受休战十日之议。”《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405页。而当得知政府军将要攻打鸭绿江边的安东时，他和宋子文均担心引起中苏冲突，极力阻止，结果蒋未同意。但他得知安东毫不费力即被打下之后，马上转忧为喜，日记称:“中共军队虽号称数万，实则多为乌合之众。”《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410～412页。据此，王世杰已不反对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只是他再三提醒蒋介石和陈诚，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必须要快，不能久拖不决。

这个时候，国民党人内部对蒋介石及其政府多半还寄有相当的希望。相当多的人仍旧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国家和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阻断交通，割据地方，攻击国军，造成国家动荡所致。因此，从正统的观念出发，许多人自然就把不满的矛头指向中共。包括一些与蒋介石中央军之间存在隔阂与不信任的地方实力派将领，这时也激于内乱不止而强烈地批评中共“制造内战，危害国家”。例如，具有相当民族主义思想的傅作义，此时就不止一次地以公开信的形式告诫和批评中共。他这样写道:“中国人民经过了坚持八年苦战之后，一致的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但是，即使在战况看起来很有利于国民党方面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人对国民党军实力受损的情况有所认识和担忧。此点只要看一下前军令部长，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徐永昌的日记即可了解。

如11月14日，阎锡山对徐永昌等说:“共我比较，共得势（能使一部分社会扰我），我得力（美助）。”“共军大体环境不如我。”“在今日军事上共不如我，政治上我不如共。”徐永昌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按阎先生所谓共党环境不如我，其实共党之有些精神，亦颇赖其环境恶劣，我之腐化无能，又何尝不缘于环境优良？所以舍绝对不能生存之环境外，一般言，总是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道好还，全在于人。”《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40～341页。

12月3日，徐永昌再写道:“秦绍文转述上官云相据孙仿鲁称，所指挥之十余师数月来剿共损失枪支八千，机（枪）（火）炮称是。又云，山东湮城国军一旅覆没，及最近苏北七十军之损失等，以为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次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用于驻守，尔后即再无主动能力。今日正入此境中。”《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47页。

12月9日，徐又记述称:“孙蔚如述，剿共军事由五月至十一月，被共俘将官五十二，其中十八军军长胡某及某军军长赵锡田，团长五十一员。由此以见胜负之况。今日真是官骄兵惰。”《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50页。

显然，徐永昌所得种种消息，也一样早在国民党军事高层中传得沸沸扬扬。故1947年1月1日傍晚军令部高层聚会时，众人皆愁眉苦脸，均“以为蒋先生暨辞修（陈诚——引者注）在（国民）大会时宣称半年内可将华北共匪消灭一切，绝难做到。”《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