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论

1944年12月20日，沿湘桂铁路东西对进之侵华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打通了从中国东北逶迤向南一直延伸至中越边境的大陆交通线。一个多月之后，1945年1月27日，同样是东西对进之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云南西部芒友会师，打通了连接盟国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抗战后方的重要战略通道――中印公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两个紧接着发生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颇为形象地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形势:日军完成“一号作战”计划，[1] 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但其攻中有守，主要作战意图为破坏美国空军在华基地，消除美军空中威胁，以及接应南洋日军之补给，并为未来之撤退预留地步，在大势进攻中表现出防御性的一面；中国军队虽在东线豫湘桂战役中连续遭遇重大失利，但其守中有攻，在西线滇缅战场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贯通了连接抗战大后方的国际联络运输线，为稳固后方创造了坚实基础，并在实战中检验及提高了美式装备新军的战斗力，为未来的对日反攻准备了可用之军事力量，在大势退守中表现出进攻性的一面。以此为表征，中国战场局势的发展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日军逐渐由攻转守，开始收缩其防线；中国军队逐渐由守转攻，开始其反攻部署。同时，中日双方的军事较量与日本在大局不利时“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以及中国内部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角力相交织，展现出国共日三方互动之较为错综复杂的图景。本文主旨，系以中日军事对垒和政治纠葛为经，国共角力为纬，探讨战争结束前后中国战场之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以期推动相关研究之开拓，[2] 并就教于学界同仁。[3]

一、战争结束前夕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

“一号作战”及其所获之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结果，诚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之所得，但是并未完全达成其预期目的，即未能完全摧毁美军在中国大陆之空军基地。究军事意义而言，随着美军在太平洋跳岛攻势的进展，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制空权和制海权，美空军轰炸日本的主要基地已是太平洋岛屿和航空母舰编队，其在“中国东南的空军基地并不是有效攻击日本的唯一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也“不是中国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所作出的最主要贡献”。[4] 但日军仍斤斤于美军在华基地之威胁，企图完全摧毁美空军基地，军事上所得实际有限，相反却大大拉长了日军战线，增加其补给困难，并徒然耗费了对日军已经十分宝贵的各种资源，诚非军事战略上明智之举。同时，由于整个战局明显地向不利于日本的方面发展，即使有“一号作战”之所得，也不能从根本上缓和日军面对的总体不利局面。1945年1月2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主官会议，坦承“今战局频告危急，日本国运之兴废迫于眉睫”，要求全军“竭尽全智全能，善谋善战，以期打开危机，挽回国运。”目标是: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在东方建立沿海岸要域之铁阵；在西方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突入，以覆灭其根据地。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上与美军决战，获致最后胜利。[5] 出于此种危机感，日军于“一号作战”计划结束后，仍在部署局部攻势作战。1945年1月28日，日军占领粤北重镇曲江（韶关），打通了粤汉路南段；其后又于2月6日占领赣南重镇赣州，破坏了遂川美国空军基地。但据日方的评估，上年美军丧失桂（林）柳（州）基地后，“其他美空军的活动并未减少”；此次丧失遂（川）赣（州）基地后，日本“又逐渐受到来自海上航空攻击的威胁”。[6] 可见日军的攻击并未导致其预期的结果。

随着盟军战线日渐逼近日本本土的现实，日本大本营不得不筹划以本土防卫为核心的作战方案，为此要求中国派遣军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方向的戒备，防备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日军参谋部认为:“说此次大东亚战争胜败之关键，在于大陆作战能否成功，并非夸大。”但中国派遣军方面与此判断有别。由冈村宁次统领的中国派遣军是当时日军各主要战区中战力保持相对完整的部队，仍有逞强求战的本钱，他们认为:“本年（1945年）中期前是各个击破重庆军的好机会。因为在一号作战中，重庆军的损失和混乱都很严重。”因此他们主张“要正视大陆作战的形势，不可一味进行防守作战”，而应“抓住目前战略政略上的最后良机，以异常的决心覆灭敌抗战根据地四川要地，扼重庆军总反攻于未然，迫使重庆政权崩溃，俾能有助于指导战争全局。”否则，重庆军“在本年中期以后可以开始总反攻”；而“万一不能击败重庆军，帝国即不能再维持下去。”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攻四川作战的设想虽不无道理，但鉴于帝国全盘战略态势及国力现状，在对付主敌美军关系上，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派遣军能专心为对美作战加强东南中国方面的战备。”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也指示“力求促进和加强东南中国正面的防备事宜”，但为调和中国派遣军方面的求战心，他又提出“对西面重庆方面，要采取挺进游击，希能攻占芷江一带，以之作为这一行动的据点。”双方相商的结果各有妥协。1945年1月22日，日本大本营和参谋部指示中国派遣军:“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域”；同时，“要加强对重庆势力的压迫，击败敌之战力，并结合政治谋略措施促使其衰亡”；实际认可了中国派遣军对重庆方面采取一定的攻势行动。[7]

日本中国派遣军坚持实行西进作战，是因为他们判断:“纵令同时出现中国东南沿海作战和内地作战，也不可能在中国东南决战，因而派遣军要专心于西进作战，以获取决定性胜利战果。”[8] 因此企图以西进进一步摧毁中国军力，改善并稳固日军态势。他们对东南决战不可行的判断大体准确，但他们对日军战力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军队战力估计过低，因此对西进成效的估计过于乐观。实际上，在度过了1944年的困难之后，中国军队的战力正处于恢复之中，经过美式装备训练的部队正被陆续调往华中前线，进一步增加了中方战力。而日军经过1944年的大规模作战，“各兵团的战力急剧下降，在恢复方面，需要相当时日。”预定担任进攻四川任务的第六方面军认为:“向重庆进军，实在是毫无道理”，因为现在“第一线的师团，只相当于一个联队的战斗力。”方面军参谋长唐川甚至抱怨，对四川作战“是把全员投向死地”，“根本不考虑隶下部队有无那样强烈的意志”。[9] 何况在美军已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日军的交通补给日渐困难，对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实际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后作战的结果亦证实了这一点。

为达成破坏美国空军基地，并为进攻四川打开门户之目的，1945年3月下旬，日军发起鄂西北豫西南作战，至4月上旬占领了鄂西北襄阳、老河口和豫西南南阳，此后即无新的进展。4月中旬，日军发动在中国大陆战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湘西作战，但在雪峰山一线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和反击，迫使其不得不收缩后退，至6月初恢复了战前态势。此次湘西作战，中国军队“于会战前，预选要点，构筑工事，屯备粮弹。会战间，选拔精练部队，担任守备，用以吸引消耗敌较大之兵力，并始终控制敌之主要交通线。我军主力，则控置于适当地点，依机动，以尾击、夹击、截击、围击诸战法，对狂妄渗入之敌，实施局部攻势，而予以各个击破。并乘敌主力攻势顿挫之际，全线转移攻势，敌伤亡惨重，侧背危殆，遂致溃败。”[10] 湘西作战表现出日军进攻已是强弩之末，中国军队的战力有较大改观，尤其是中美空军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战场运动甚受威胁，日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实际已不可行。

就在鄂西北和湘西作战的同时，4月1日美军在冲绳登陆，战场正逼近日本本土。为了所谓“本土决战”的需要，4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应放弃前此东西两面作战的部署，实行东主西从战略，从华南抽调兵力前往华北，集结待机。5月28日又决定，中国派遣军“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据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加强该方面的战略态势。”据此，中国派遣军决定，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采取持久战战略，战备重点为华中三角地带和山东半岛，并令5个师团自5月起开始陆续由华南撤退北上，预计在8月底撤出广西，年底前撤出湖南。[11]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失去前此耗时耗力而打通的大陆交通线的部分路段及其占据的部分地区，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胜利真正成了昙花一现。

1944年的中国抗战军事形势，如蒋介石所言，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当年底，中国军队在节节退守之后，终于稳定了防线，使蒋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在12月底考虑来年之中心工作时，将“军事第一”、“整训部队”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辖有38个集团军、115个军、331个师、23个独立旅以及青年军9个师，[13] 番号数量虽如此庞大，但豫湘桂战役之结果表明，其中不少部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蒋介石曾训诫其部下:“我军编制装备均未划一，加以缺额过多，指挥运用补给均感困难，自难发挥战力”；“我常以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敌之兵力（番号），不独未能歼灭敌人，反常受丧师失地之耻辱”。[14] 与此同时，经过美国训练并装备的中国驻印军，在滇缅战场有较为突出的表现，给军队整训树立了标尺。因此蒋介石计划在1945年以美国装备及训练整训完成36个师，同时再以国产装备辅以美式训练整训完成30个师，期以此为军队核心战力，以完成抗战反攻之任务。[15] 1945年春夏之交中国军队在湘西作战的表现，使蒋介石可以此作为部队整训之成效而继续督导整训的最终完成。

随着日军攻势的消退，中国方面亦开始筹划对日反攻，并将重点放在重夺华南海口，接应盟军登陆方面。2月中旬，军令部拟订《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转取攻势，特须保持重点于黔桂路方面，攻略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16] 后经中美双方商定，将此定名为“白塔计划”，目标是攻占雷州半岛和广州九龙，以“遮断在华日军与越南及其西南地区之陆上交通，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沿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质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17] 中美双方随后还商定了以遮断敌交通线，收复华东空军基地及长沙、南昌、武昌地区为目标的“冰人计划”。[18] 当日军开始自广西收缩后，中国军队迅速跟进，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30日收复柳州。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7月18日陆军总司令部决定，“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越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19] 7月28日，第三方面军收复桂林，随后进至全州附近，第二方面军其后进至广西东南重镇梧州以西。此外在东南各省，随着日军的收缩后退，中国军队于5月18日收复福州，6月23日收复浙江温州，7月17日收复江西赣州。中国战场的形势正在明显地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的反攻态势已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