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动员最广、影响最深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间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彪炳史册的战果，最基本的原因是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有力地证明:统一战线是使中国崛起并走向世界、使中华民族迈向振兴之路的重大法宝之一。

国共两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民族利益为重，在抗日的前提下调整各自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的关键。

抗战前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种政治势力，其中以国共两党最有政治组织力、军力等，无疑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关键。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主动，作为代表中国进步因素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坚决抗日。此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内各阶级、阶层、各政治派别(亲日派卖国贼除外)都面临着“救国图存”的问题。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紧扣时代主题，主动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再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体同胞“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厉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或利益上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①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基础。“七七”事变爆发前夕 ， 1937年2月，中共中央 又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核心是只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就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将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等。“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② 正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在日寇的猖狂进攻面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到终于认识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 ③ 作出了有利于民族的决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众所周知，国民党当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大政党，不仅掌握着全国政权，对外代表着中国政府，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居于抗日正面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相当大的部分。国民党政府能改弦更张，顺应历史潮流，联共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这是国民党的一大进步和巨大贡献。“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① 两党共同担负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重任。两党合作有了政治基础，但还要有双方均能接受的合作形式。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互谅互让，最终找到的双方均能接受的合作形式是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1937 年至 1945 年的国共合作采取了党外合作形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内停战、初步和平的局面，为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正是在这基础上，从 1937 年 2 月中旬开始，至 9 月下旬止，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再次合作问题进行了费时 7 个多月的谈判。谈判涉及的内容较广，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国共产党曾提出建立民族联盟及实行党内合作两种形式，但蒋介石不同意，他提出成立由两党人员所组成以他自己为主席的“国民革命同盟会”，这个同盟会决定两党一切对外活动及宣传，蒋介石在一切事务中有最后决定之权。在条件许可时，把该会扩大为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周恩来在请示中共中央之后，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答复国民党:原则上同意组成“革命同盟会”，但须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之作为同盟会及其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承认蒋介石为同盟会主席，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但在同盟会中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讨论之自由，为此，我方还起草了共同纲领。但由于蒋介石反对我党在该会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事终未能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国民党代表着与我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又比较悬殊，所以在合作的共同纲领及组织形式问题难于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而目前民族危机又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决定先就国共合作宣言问题达成协议，争取国民党早日公开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结束两党长年的敌对状况，发动全民族抗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形势已是万分危急，事变第二天我党就发表了抗日通电，再次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② 7 月 15 日，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并约定由其通讯社发表。《宣言》在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主张的同时，重申了中共的四项保证，“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 ③ 随后不久国民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三个师并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任正负总指挥，同意我党在南京、上海等城市设立办事处等等。国共两党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采取了互让政策，终于以 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及 23 日蒋介石发表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讲话为标志正式形成了两党的合作。这次合作采取的是既无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又无共同纲领，遇事协商的特殊形式。应该承认，这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因为两党情况已大大不同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首先，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性；除非国民党能依据民主原则，从政治上组织上彻底改组，(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方可使之成为容纳共产党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党，否则，大革命时期的党内合作不可能再现。(我党在抗战期间，曾多次提出过党内合作形式，国民党均予以拒绝)。 ① 其次，中共拥有自己 的政权和一定数量的军队，这种良好条件决定了我党即使不实行党内合作，也完全可以通过本身的力量来实现对整个抗战的指导作用。国共再次合作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不管政党之间的隔阂有多深，分歧有多大，双方的情况有多么不同，但只要双方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把握时代主题，拥有和谈的诚意，经过频繁接触，磋商，是完全可以找到一条求同存异的合作道路的。

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抗日战争得以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民族团结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前题和基础，抗日战争 锻炼了中国人民， 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国共合作抗日之前，国共两党长期对立与战争，各自依附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中央政府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地方实力派之间也是你争我斗，混战不已。蒋介石上台至西安事变前的十年内，“共计发生大小战争数十次，时间总计为 3650 天，就是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 ② 这种四分五裂的混乱政治局面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在山河破碎，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各种政治力量 、各个阶级纷纷摒弃成见，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由于我党率先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 ③ 继之而来的是自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一直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宋庆龄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号召:“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④ 李济深、陈铭枢领导“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举行最高会议，决议“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组织，”并号召“我海内外同盟组织一律结束后，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 …… ” ⑤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上下出现了“带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一致听命于中央，共赴国难，历来反对政府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的政府” ⑥ 的大好形势，国民党政权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政令、军令之统一。政令的统一使政府加强了对日作战的统一计划性，军令的统一使蒋介石得以按照国防的需要，统一调配兵力，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战区，以利于有效地开展对日作战。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措施， 1938 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对抗战表现为比较积极的态度，对此，中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号召民众予以拥护。

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以民族利益为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主动开赴华北前线，积极协同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开展对日作战。 1937 年 9 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的板垣师团，一天击毙日军 1000 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陷以后，正面战争逐步南移，在华北以八路军为主力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仅从 1937 年秋冬到 1938 年 10 月，八路军同敌军作战 1600 多次，歼敌 5.4 万余人，部队由 3 万人迅速发展到 15 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 2.5 万多人 ， 牵制敌人兵力 30 万以上，建立了 10 多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使日寇腹背受敌，从而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过身来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从而更得人心，参加共产党的人愈来愈多，使党员人数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 3 万多人发展到 1945 年“七大”召开时的 121 万多人。“疾风知劲草”，大多数中国人正是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从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奠定了共产党人深厚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