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泗桥、贺胜桥的战斗中，叶挺独立团因为有共产党员，战斗力冠于军，两位共产党员营长曹渊与许继慎身先士卒，奋力拼杀，从而夺取了吴佩孚亲自督战的重要阵地。而蒋介石的第一军，由于共产党人的退出，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攻打武昌频频失利，刘峙被蒋介石斥为“指挥无能，致该部损伤奇重，又痛又惜，悲耻交至。”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北伐军攻取两湖，夺取江西，占领东南。

主持人:我们知道，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开始叛变革命，发起了“清党”，残酷地迫害共产党，终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那么，这对黄埔学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秦立海: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这使一度给民族复兴带来希望的国民党，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手中开始走向另一种选择。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所说:“在这个依靠军事力量支持的政权里，想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不是去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实在太多了”。

蒋介石、汪精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反动行径致使国共两党反目，陷入了十年内战的深渊。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蒋介石凭借“枪杆子”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在全国范围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在一片血雨腥风中被迫走向农村，并从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黄埔生们也因选择不同政治道路而从同窗变为对手。

王晓华:在十年内战期间，黄埔同窗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1932年6月，为了“围剿”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调动了以黄埔一期的师生李默庵、胡宗南、李玉堂、俞济时、蒋伏生等和教官蒋鼎文、汤恩伯、陈继承等十个师的黄埔嫡系，与红军中的黄埔生徐向前、陈赓、倪志亮等部展开了大血战，特别是陈赓和李默庵，两人是同时从家乡去投考黄埔军校的哥们，这次两兄弟一见面，顿时你死我活，割袍断义。

双方死伤惨重，最后徐向前不得不带领队伍实行战略大转移。1933年2月，蒋介石出动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陈诚指挥的中路军12个整师16万人，率黄埔战将萧乾、霍揆彰、黄维、夏楚中、李及兰、彭善、陈烈、胡启儒、方天、宋瑞珂、方靖等，与共产党方面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对战，具体对象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聂荣臻为红一军团政委，陈奇涵为红一军团参谋长，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原军长王良是黄埔六期生，打漳州时牺牲，而军政委罗瑞卿是王良的同班，红十五军政委左权也是黄埔生。在周恩来的调动下，国民党方面罗卓英命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之骥率部奔袭黄陂，结果中了埋伏，两个师就这样报销了。

主持人:那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什么？

孙果达:其中原因应该很复杂。从内因与外因的作用看，首先是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过早逝世，其继任者蒋介石改弦更张，不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员刚刚从理论走向实践，尤其是刚刚从书斋走向战场，一切都来不及学习，所犯的各种错误在所难免。再次是共产国际这个当时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者，既过多考虑了苏俄的利益，又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乃至造成了许多的决策失误。而尚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失误既缺乏辨别能力，更没有选择能力。就此点而言，也就能明白此后的毛泽东为何如此强调共产党的独立自主。

《正》剧中的特殊剧情使我还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敌我难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当北伐军将士在前方冲杀时，他们中不少人，尤其是将领的家庭，在后方却成了土豪劣绅而被打被杀。这就直接激化了国共之间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既给了陈独秀为立即制止“左”而不得不日益“右”的压力，更给了国民党右派加速制造分裂的口实与理由。

亡羊补牢，这一沉痛教训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深刻反思，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完善，从而保证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再不会重蹈覆辙。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更是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确保党的统一战线的扩大、贯彻和落实。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在世界经典理论和革命实践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问题，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革命理论才脱颖而出，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