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却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国家因经内战四分五裂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以上的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演进标准，即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孙中山并没有给出三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而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为:

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党政关系的最高原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针对指责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的言论，胡汉民进行了反驳:“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但反对者并没有停止批评，胡适于1929年5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强调训政不能没有法治。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