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心中有崇高的爱，他把更多的爱给了大家，却从不把私情给自己。

在许光达看来，情感的表达首先是同志之情，战友之情。作为军队的高级首长，应该把这份感情直接传递到每个指战员心中。身先士卒，固然是军队指挥官的职责。有时，身先士卒对部队士气的鼓舞，并不在于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指挥官一个细微的带动，往往是部队极大的力量泉源。

1945年底，担任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带领部队配合兄弟部队完成了围攻包头的激战后，奉命撤出战斗。

许光达和政治委员孙志远从后往前一路巡视着部队，见到从前线下来的指战员有许多人带伤行军。许光达一问，原来是因为未负伤的战士也都拼到了极限，能抬担架的很少，民工一时也找不到，伤员只好自己步行。

这时，重行动、少言语的许光达与孙志远不约而同地走向一副躺着重伤员的担架。两人一前一后将担架抬起。

“那不是司令员和政委吗？”有人看到这个场景，喊叫起来。

“怎么能让司令员、政委抬担架！”有人来抢许光达和孙志远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见是司令员和政委抬着自己，拼命挣扎着要坐起来。许光达命令伤员躺在担架上，说:“首长也是战斗员，怎么就不能抬担架？”

在许光达和孙志远的带动下，干部们纷纷抬起担架，跟在司令员和政委的后面。整个部队的精神再度振作起来。

进北京后，许光达曾把湖南老家兄弟的子女接到家中，用自己的工资供他们上学，有的一直供到大学。但他也仅是做到这一步，即使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也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的亲人谋取任何私利。他的一个亲弟弟曾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北京求助，但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弟弟的遗体在医院被解剖时，医生发现他的胃已经完全萎缩。是许光达没有兄弟之情吗？不是！他是装甲兵的最高首长，帮助弟弟度过困难，他完全有条件。但他也只是倾家中所有，而绝不动用公家的任何资源。

父亲来自工农，又是军中知识分子，始终以平等的身份和身边的知识分子交往，不以自己身居高位而低视他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军队高级干部的健康，解放军总医院从全国各地抽调了许多医学专家，组建了高干病房。从上海调入总医院的眼科一级教授张福星便是其中之一。

1963年夏天，许光达患眼疾，被确诊为麦粒肿。总医院决定由张福星为许光达做手术。那年张福星已经60多岁了，由于有过解放前在上海开私人眼科诊所的经历，老教授虽然医术很高，但在建国初期特殊的政治氛围中，仍然有较大的思想压力。

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小心谨慎的张福星在手术中不慎碰伤了许光达的角膜，许光达的眼睛红肿起来。上级有关单位为此事做出了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马上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

回到家中的许光达眼睛红肿，疼痛难忍，他不忍心打扰医护人员，双手握拳，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妻子陪伴在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张福星则在等着三条指示的下文。如何回复上级有关单位的三条指示？毕竟，这指示关系到张福星的政治命运。疼痛中，许光达做出了回答:一、不转院；二、仍请张福星教授治疗；三、不追查。

妻子支持丈夫的意见:手术上出了点问题，怎么可以上纲上线？为了表示他们夫妻二人对张福星的信任，解除他的思想负担，邹靖华建议把老教授接到家里来，一是肯定他的劳动，二是感谢他的治疗。许光达表示赞成。于是，邹靖华在家中宴请张福星。

许光达夫妇对老教授一番安慰，鼓励他大胆工作，并请他继续治疗。一辈子和眼疾打交道的老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总医院上下都为许光达的高姿态而感动。

在纪念许光达大将辞世35周年的日子里，人们对他的怀念，更多的是沐浴在他人格魅力的光彩之中。而人格魅力的展示，往往是通过一些普通的“小事”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