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机关，这次战斗的意义绝非任何一次大仗恶仗可比。8月17日凌晨，三纵到达指定地点，指挥所离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仅隔一条沟。许光达向各旅旅长交待:“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8月18日，瓢泼大雨。上午，三纵与国军先头部队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结果，中央机关未脱险境。黄昏，他召集各旅旅长，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中央机关”正在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在这支小小的队伍里。

面对山梁下的中央机关，许光达默默无语，只是用果敢坚毅的目光扫视着身边的部下。大家明白，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战斗进行到19日拂晓，许光达率领部队顶住了国军的轮番进攻，国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8月19日，许光达率第三纵队在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与国军背水一战。清晨，我一、二纵队将国军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随后，新四旅及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国军一二三旅包围在常家高山附近。至黄昏，许光达率第三纵队阻国军两个半旅在当川寺一线，歼国军一个师部、击溃一个旅。与此同时，新四旅和教导旅也在黄昏前解决了国军一二三旅，活捉国军旅长刘子奇，大股国军开始掉头后退。

乌龙铺战斗以国军的失败告终，党中央机关从此化险为夷。用毛泽东当时的话说，就是“我们过坳了”。

父亲是一个内向的人，言语不多。他对母亲的感情历久不变，可谓一往情深。

邹靖华的父亲邹希鲁曾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许光达的老师。邹靖华八岁时，两家就认了娃娃亲。之后有一次，邹靖华在看乡村求雨的古老仪式时被同伴告之，那位在队中打旱伞的十二三岁的伢子就是许光达。邹静华16岁时，大革命失败，许光达跟南昌起义部队失散后回到家乡找党组织，邹许两家趁此为两人成了婚。这时，邹靖华并不知道许光达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也不知道新婚丈夫正是敌人通缉的对象。因叛徒告密，新婚才10天，许光达就匆匆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他的新婚妻子。而这一别，竟是10年。曾有消息传许光达在战场牺牲，邹靖华悲痛得一度想自杀。

1938年，邹靖华经父亲的同事徐特立介绍，进了抗大，这才和已是抗大教育长的许光达重逢。应该说，这10年里，许光达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人气质与文化思想修养也都有了质的飞跃。抗战初期，在延安这个“国统区”的知识青年、大学生纷至沓来的这里，像许光达这样读过师范、进过黄埔，打过硬仗、受过伤、去过苏联、懂军事、有理论、写一手漂亮字、刚满三十岁的军队高级干部，不能说绝无仅有，却也不多见。尽管当时有许多比邹静华的个人条件更好的女青年向许光达投以热情的目光，然而，许光达始终对留在家乡的妻子邹靖华忠诚不渝。

许光达与邹靖华在延安意外重逢后，在结婚10年的纪念日，他给邹靖华写过这样一封“情书”:

我们的结婚整整已经有了十年。然而相聚的时间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一天。不知流出了多少伤心泪，也曾受尽了艰苦与辛酸，丝毫也不能毁灭我们铁的心愿。在生命的途上还会遇到狂风巨涛，像从前一样的冲破，我们永远的骄傲自豪。

这份纸页已经变黄的情书，被邹靖华保存了65年，并传给了许延滨。在邹靖华眼中，许光达既是丈夫，又是兄长，更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师与战友。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长期以来，父亲深深地怀念着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痛失的爱女。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要到抗日前线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

晋绥分区是延安的门户，也是日本鬼子扫荡得最残酷的地区之一。许光达的任务是恢复那里的正常生活，保证党中央通过这个地区与敌后各根据地顺畅联系。这时，许光达的小女儿还未断奶，他将3岁的儿子留在延安，带着妻子和女儿玲玲赶往晋绥分区。

三天行军劳顿，缺食少水，女儿患了肠炎。女儿想喝水，可是没有。邹靖华就让她舔自己的舌头。女儿把母亲的舌头都舔干了，这让邹靖华感到阵阵心痛。部队缺医少药，在一个村子里，老乡把仅有的两个鸡蛋给玲玲吃了，但孩子的病仍不见好转。

部队还要继续前进，许光达重任在身。他抱着女儿，对她说:“孩子呀，如果你能坚持，就挺过去，如果不行，就闭上眼吧。”女儿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静静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睡去了。

许光达带着部队赶到了目的地。他遵照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了抗日政权；他加强对当地国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成功地指挥了晋绥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然而，许光达也从此永远失去了爱女。

女儿走了，许光达把惟一一张女儿的照片夹在用延安生产的黄油纸印成的党章中，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以后的二十几年中，这张小小的照片始终须臾不离身。“文革”中，许光达被迫害致死，这张照片和延安时期的党章是他身上仅存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