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共。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暴动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任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一九三二年赴苏俄，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新政权成立后，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其子许延滨少将，教授，博士生导师。1939年5月生于延安，1959年高中毕业于北京一零一中学，同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化专业，1964年毕业。1975年至1976年，参加核试验，率部队乘战车进入爆心。1978年至1979年，参加边境作战，任总参装甲兵部队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战斗中光荣负伤。1983年至1989年任坦克二师师长。1989年任装甲兵指挥学院副院长。

2004年6月3日是原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35周年的祭日。当我们为撰写“邹靖华眼中的许光达”，而准备采访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时，却突然接到她老人家于5月19日辞世的消息，不禁为失掉这一采访机会而感到深深遗憾。

93岁的邹妈妈悄然仙逝。就像许光达生前为人处事的低调一样，老人家的后事办得极为简朴。没有花圈簇拥，没有遗体告别，没有特设灵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对曾任装甲兵指挥学院副院长的儿子、少将许延滨说:

“我是个普通党员。我走后，就通知我所在的党支部，请他们送送我。我留下的两万多块钱，一万块钱交党费，剩下的在老许一百周年的时候给他出书。”

在装甲兵机关大院，在那座许光达、邹靖华夫妇生活过的简陋的“将军楼”中小小的客厅里，闪烁着炯炯目光的许光达胸像摆在最显著的位置，邹妈妈生前每天都要用毛巾仔细地擦拭，每天都对许光达大将倾诉着深深情意。

听许延滨少将讲述他父母亲的故事，我想，许光达、邹靖华近半个世纪夫妻、师生、战友的传奇经历，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少小夫妻，父母包办；新婚十日，离散十年；久别重逢，巧为师生；戎装岁月，共苦同甘；“文革”受难，相互励勉；严格育后，朴实无华。许延滨对我说，当先辈的身影隐入历史的长河之中时，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充满人格魅力的生平故事。将星多少，已经不再重要。

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是那段在党史军史中广为传颂的“大将让衔”的佳话。

新政权成立不久，许光达受命从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的任上调至北京组建装甲兵部队，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1955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军队将从195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尽管绝大多数军官和已在地方工作的原军队高级干部对自己是否评衔、评定哪级军衔都能有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战功，担心军衔被评低。有的甚至因提出的评衔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闹情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他风趣地批评了这种现象:“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当一些军官为自己的衔级低而感到心中不平时，许光达在庆祝建军28周年的宴会上得知自己被毛泽东提名，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却一连几天心不安，神不宁。他坦率地对妻子说，我不应被授予大将军衔。几经思考，1955年9月10日，他郑重地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上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配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却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现在我诚恳、郑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文革”中，许光达被无理关押。在一次遭到殴打审讯后，他在随身携带的一本《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艰辛胆未寒。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小诗可谓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长期以来，许光达始终认为，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和牺牲，没有个人的利益得失可言。既然一个人把生命都交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战功和军衔又算得了什么呢？

毛泽东接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后，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虽然许光达几次申请，降衔要求最终也未能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但许光达坚持给自己降了一级薪金待遇，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水晶般的情操在许光达身上彰显光芒。

父亲总是这样教导我，要做好每一件小事。有时，一场小小的战斗，也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955年的军队授衔，许光达自谦战功不如他人。但是，应该承认，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致使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诞生，在很多时候不能够简单地以战场功绩来论英雄。仅举一个战例，就足以说明许光达对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非凡价值。

1947年8月16日，国军五个整编旅和一个整师向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包围过来，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靠沙漠，西濒榆林河，东临黄河。国军杀气腾腾，进展迅速，包围圈越收越小，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处境困难，希望派一名得力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于是，许光达奉命率领第三纵队星夜从榆林开往乌龙铺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