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正如王安石所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④；而理想的制度则应当使“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⑤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⑥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⑦汉代的桑弘羊认为，抑兼并就是要“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损有馀，补不足，以齐黎民。”⑧

后世统治者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套政策，为那些“庶人之富者”设天下天罗地网。均田制时代且不去说它，就是号称在经济上实行宽松政策，以“不抑兼并”而为后世士大夫所议论的两宋，实际上也搞过好多次“榷制兼并，均济贫乏”⑨的运动。至今仍受到许多歌颂的王安石的变法，就是对那些“阡陌闾巷之贱人”中的“大农”、“富工”与“豪贾”开刀的。到了明代，朱元璋“立法多右贫抑富”，⑩着实把当时的“富民”收拾了一番，史称“时富室多以罪倾宗”，“豪民巨族，削殆尽”，11“寄染遍天下，民中豪以上皆破家。”12明初的一系列大规模移民，包括以“充军”这一发配边荒的同义语流传后世的军屯在内，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籍没”富民并将其扫地出门的政策之上的。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富民也最多的太湖流域，经朱元璋“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13之后，竟弄到几乎清一色“土地国有化”的地步：“(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14

有人说这种”抑兼之“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为了维护富人的”根本利益“而行之。这要看怎么说了，如果所谓富人是指朱家的龙子龙孙及朱明王朝的掌权者，那大抵不错，但若是指”富民“可就大成问题：今人可以轻描淡写地骂一句”欺骗“，可是当年洪武皇爷的严刑峻法可不是闹着玩的。很难令人相信，他把这些人”削殆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历来”抑兼并“者都有两大理由，一是道义方面的，即削富益贫为的是”百姓均平“；一是财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在传统上前一理由源出早期儒家，后一理由源出早期法家，这也是在这一问题上儒法能合流而构成”法儒“的主要原因。但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这只要看看我国历史上历次大规模抑兼并运动，从汉武帝时的盐铁官营直到明末的三饷加派，都是在朝廷财政危机的背景下发动的就会明白。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15百姓富足了便会想入非非，不好治理，只有让他们贫穷才会依赖于国家！后世的法儒没有这样说，但其行为的结果则是对”国富民穷“的实践。从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称这是以国家自为兼并来代替民间的兼并，16是很有道理的。甚至到明末，逼得举国造反的三饷加派也仍然号称”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17”殷实者不胜诛求之苛。“18这样一场横征暴敛居然也打着”右贫抑富“的幌子！

因此毫不奇怪，贫苦百姓对这样的”右贫抑富“不仅毫不领情，反而纷纷投到富民那里反抗官府，由此造成我们在《水浒传》之类小说中很熟悉的那种”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反的场面。而国库此时的状况如何？近来有人曾断言，我国王朝的崩溃，都是由于”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的结果。这简直是莫名其妙！除了下文将提到的少数例外，多数王朝的崩溃恰恰是朝廷的”汲取能力“过分强化而使民间不堪忍受所致：秦末大乱也有类似背景。西汉末(新莽)厉行”五均六管“等”汲取“之政，新莽消亡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之巨，其数据说恰与当时西方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19须知黄金在西汉是通货而非一般宝藏，这些黄金因而也属于”中央财政“储备而不仅是一般的宫廷奢侈，试问这样的”汲取能力“如何？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7000万两，而据黄宗羲说，当时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20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