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 作者：刘正山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认为土地兼并程度严重而导致了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没有根据。譬如说，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显然与土地兼并无直接关系，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按照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土地兼并所致（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白乐日：《中国文明与官僚制》；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

尽管没有东汉土地兼并的数据，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土地兼并程度高的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兼并程度低的地方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呢？我们不妨反推。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显示（《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在清朝，岳阳、江阴、新城、金山等处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发达地区，是土地集中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就是自耕农较少的地方，北方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土地占有的情形不同，相对分散，自耕农较多。由此反推，东汉的土地兼并情况与此大致相似。根据漆侠先生的研究成果，汉朝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方，基本在现在的河北、山东、安徽等地，而这些地方，按照我的上述逻辑推断，都是土地兼并程度少的地方。相反，我认为土地兼并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如陕西、河南，却极少发生农民起义。怎么知道陕西、河南等地是富裕区，河北、山东、安徽等地是落后区？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中的考证表明，现在的陕西、河南等地，是两汉的基本经济区，是最富裕的地方，而其他如河北、山东、安徽等地，在两汉时期，远离基本经济区。由此可见，土地兼并程度与农民起义没有关系。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是灾荒所致。据傅筑夫先生统计，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起，至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止，1850年间，重灾年份竟有1242年之多。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明。

——黄巾起义，就是因为瘟疫导致的。东汉末年短短30年间，史书上有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12次，桓帝时暴发大瘟疫3次，灵帝时暴发大瘟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这些大瘟疫的严重性，从张仲景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写道，他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有200多口人。然而，到了建安年间，不到10年就死掉了2/3，在这2/3里面有7/10是死于伤寒病。所以他悲愤万分，“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弃官从医，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传染病治疗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留下一部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在大瘟疫肆虐的时候，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借治病传教，秘密进行组织工作。10多年间，发展了数百万的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发动起义，自称“天公将军”。由于他们以黄巾缠头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江湖郎中”，以治病为号召，竟可以聚众数百万，与政府公然对抗，最后导致一个王朝的覆亡，这说明了当时公众对瘟疫的恐惧和无奈。

——唐朝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也是灾荒所致。从《旧唐史》的记载可以看出：“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于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

——明末的农民起义也与土地兼并无关。尽管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说：“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但是，在明末的农民起义中，江南和四川仍然是属于非常稳定的地区。看看《明史》、《明季北略》等书描述的农民起义原因，就不难看出，这次巨大的社会动荡的主要起因是天灾导致的粮食歉收。如《明史》的记载为：“崇祯元年，陕西大饥，延绥缺饷，固原兵劫州库。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贼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一时并起。有安塞马贼高迎祥者，自成舅也，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应之。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