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清代“康乾盛世”，农民因贫穷而依赖副业维持生存的情况总体上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似乎还更为严重。且看乾隆元年所下达的一道皇帝诏书：“谕各省地方偶有水旱，蠲免钱粮旧例，被災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三，八分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年间，我皇考特降谕旨，凡被災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实爱养黎元，轸恤民隐之至意也。朕思田禾被災五分，則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所当推广皇仁，使被災较轻之地亩，亦得均霑恩泽。嗣后着将被災五分之处，亦准报災。地方官察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钦此。”[15]1粮食虽颗粒无收，仍须交纳原额的十分之三；至有一半的收成，就不予分毫减免。其中原因，就在于农民还有“桑枣”之收。而乾隆皇帝对“被灾五分”的农家，同样酌减其赋税，当然是格外开恩了。乾隆三十六年，皇帝东巡至山东，有诗云：“迤逦烟郊枣栗稠／小民生计自为谋／地方大吏来迎驾／先问潦乡安妥不。”[16]2皇帝的诗兴，简单而耐人寻味。只要枣栗都长得很好，皇帝就不必担心百姓饿肚子；所担心的只是百姓因灾荒无食而流离失所。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到了近代，上述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苑书义、董丛林二位先生所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一书中有关“小农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讨论，根据乔启明对于1922至1925年间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和福建六省的11个区县、13个调查点的2370农家的调查统计，以及同时期某外国学者的调查统计，参照1923年上海市场的一项平均米价，得出以家庭收入135元计，仅能买1205斤米的结论，且指出即便按乔启明统计的平均每个家庭228.32元计，也不过折合大约2039斤米。进而，他们运用恩格尔系数对上述统计材料进行衡量分析，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当时农家生活水平很低，而北方地区要更低于‘中东部’地区。而无论什么地方，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家庭的生活水平，是依次降低的。”并且指出：“实际上，不论南方、北方，不论是沿海沿江还是广大内陆地区，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普遍的。如有记载，光绪年间在东南沿海的福建，‘丰年亦不足食，终岁啖红薯者十室而九’，[17]3云南富民县地方，‘贫寒者十之七八’，‘其民甚苦，老既无帛可衣，幼复短褐不完，蒿目闾阎，殊堪叹息’。[18]4‘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避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秕；种种苦况，吞声独受。偶有衣食完全，居处宽适者，不及百分之一’。[19]5像这样的情况，是就同治年间江苏的情况而言。而江苏，我们知道还属相对富裕的省份。”[20]1苑、董二先生还引用“亲有见闻的外国人士”对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的描述：

……在荒年，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时死……在最好的年头，他们也是吃最低级的食物，穿着朴素的衣服。他们的食物几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豆腐渣混合起来的高梁、玉米及小米。一块白面馒头便是一种特别的款待，当然更难吃到任何肉食。有一天一位贫农在叙述皇帝豁免田赋的时候说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将成天都吃大饼，吃饱了就躺下休息。这就是贫农对生活享受的最高理想。另一个贫苦的农民似乎也这样说过：如果他是皇帝，他将随时他高兴把面条吃一个饱。对于以高梁米为主食品的农民，毫无限制地吃面条，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

这些农民的家庭都是最简陋最不舒适的。这些屋子一律是泥土筑成的三间矮房，屋顶是高梁杆，上面抹一层滑秸泥（用切细的麦秸调和的泥浆）。中间的屋子包括工作场所，里面可能有一捆麦草和一堆蔬菜，但一般是没有一点农具的。两边的屋子，每间里面都有一个占去整整半间屋子的土炕，白天供作座位，晚上用作卧床。一个小碗柜，一口衣箱，一面镜子，或许还有一个凳子（都是很脏的），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有时屋角里有一两袋粮食。墙壁一般没有粉刷过，地面就是土地。（《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17页）

不过，他们指出：“当然，生活水平的弹性幅度很大，就非大灾大荒之年的通常情况下来说，虽说不排除仍有一些极贫苦的农户连维持生计的最低限度也达不到，生存都成问题，但就绝大多数农户来说，还是能够勉强度日的。”[22]2而根据李景汉1926年所作《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中所提供的挂甲屯100个农户年食品消费金额分段统计资料所作的分析，苑、董二先生指出：“当时一般小农家庭，即使常年吃粗粮，也远不能尽足尽饱，所谓‘糠菜半年粮’，当是这类家庭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22]3以上苑、董二先生对前人研究的进一步总结分析，对于揭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虽非“全面”，却显然是具有一般性的意义的。于此我们也不难想见，几千年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其实是非常顽强的，完全已适应了其低投入－产出特性之需要。

实际上，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近代的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就其生产与生活这两个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小农的生活状况，因人口增多和战乱不已，比前近代时期恐怕不见得有什么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特点，还有了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在经济上所面临的所谓二元经济问题，其实质就在于此。所以，当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产出问题，与一个巨大的并且不断增长的农民人口数量结合在一起时，就只能变得更为严重。[23]4

然而，我们却不难发现，这种低投入－产出的小农经济，惟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存和再生能力。王家范、谢天佑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小农经济一锄、一镰（或者再加上一犁，不是家家都有畜力，那就用人力拉犁）一个主要劳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一旦和土地结合，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这种再简单不过的生产结构虽然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经济兼并，政治动乱，水旱灾荒），但破坏了极容易复活和再生，又非常顽强。古人所说‘乱’而后‘治’，其中一个缘由，便是这种既脆弱又顽强的小农生产结构在起作用。每次大动乱，特别是农民战争爆发之前以及进行过程中，虽然为数不少的个体小农遭到毁灭，然而具有顽强生存能力的个体小农又会在原地或异乡僻壤重建起简单再生机制，恢复基本的生产活动。犹如蚯蚓，截去一段肢体，又会再生出更长的一段。这就是新王朝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前提。”[24]1讲得多么好啊！在中国历史的某些反反复复出现的阶段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正是这样：一个个朝代被消灭了，而又有一个个朝代随之而兴；嬗代之际，社会陷入一片黑暗，似乎是万劫不复了；然而，新朝兴起之速，又不免令人瞠目结舌。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一个数量巨大的小农经济，能够以其低投入－产出的特点，以十分顽强的劳动，迅速恢复社会生产。那数百万上千万的小农户，每家提供一石粮、一匹布、一贯钱……，国家就有数百万上千万石、匹、贯……之入，而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国家轻徭薄赋和老天爷风调雨顺。这就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大国效益”的优势，中国历史的很多秘密都隐藏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