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太人同化程度 (这个显然和上一个因素有联系，犹太人占该社会人口比例也越多自然也越难被同化)，这个同化既包括文化的，也包括生理的。

* 该社会的宗教，一般来说，其他条件相等之下，天主教国家比新教国家反犹。当然路德派新教也是相当反犹的，但新教教派多得很，更没有天主教的反犹教条灌输。

* 犹太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经济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人的嫉妒。

* 该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念:我们在政治学上说你这个社会越偏右，越容易反犹。当时的右就反映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越强，越容易反犹，因为犹太人是在你自己的社会里中能找到的“他者”(the Other)，异类。

左派则是自由主义者。拿破伦大革命时，一些自由平等自然权/人权的口号得到推行，犹太人的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得到了权利保障。在思想进步开放的社会，反犹主义一般会更弱。这里包括荷兰、丹麦、瑞典、英国之类的国家。当然，这并非说这些国家就没有反犹主义:一样有。

因此，西北欧的社会反犹主义较弱。而未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年代熏陶的东欧社会反犹主义就极强了。

该社会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不是处于危机。越处于危机，社会矛盾越尖锐，便也容易兴起反犹主义，因为这些矛盾会被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们变成了替罪羊。

该社会是不是属于权威主义社会。这个论点是社会心理学的，参见Adorno et al的《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要注意的是，权威主义人格是反犹的一个条件，谈不上直接的原因。它要和其他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

自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不可能全部列出。

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是波兰犹太人 vs 匈牙利犹太人， 我刚刚说了一下波兰犹太人:有好几百万，多未被同化。匈牙利的犹太人特点则是被高度同化，绝大多数集中在布达佩斯，都是中产阶级，主要是律师、医生、学者、商人和其他白领职员。这些人和主流社会融合得非常好，绝大多数都认同自己为匈牙利人。而主张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在匈牙利犹太人中间也特别没有市场。这个结果是匈牙利人对犹太人还是可以的（相比其他国家而言），当时的政府虽然执行了一些反犹政策法律但不愿意将犹太人送到死亡营去，不服从纳粹的意愿，因为他们把犹太人看做国民，同时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被歼灭，损失太大。后来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歼灭政策才得以施行。匈牙利犹太人之所以被有效的歼灭，要归功于阿道夫·爱赫曼的组织。

相比之下，波兰对犹太人的保护就是微不足道了。除了之前的因素外，波兰自己的问题也很多。实际上你看死亡人数统计，波兰本族人在二战中死了约二百万。同时他们还面临德国和苏联两边的威胁，要想办法如何完成民族自决，保护犹太人就根本不在议程之上。这还不说波兰人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自己人，还不说该国有强烈的反犹情绪。

至于德国的反犹主义是不是和其他国家的反犹主义不一样？Daniel Goldhagen很有争议地指出，确实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性质上的。他说德国的反犹主义老早就是歼灭主义的(exterminationist)，意思是说德国人的反犹主义一直以来（应该说，是十九世纪）特征表现在对犹太人肉体歼灭的诉求上。这个说法非常有争议，学界有无数的探讨。

至于希特勒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试图歼灭犹太人？这个学界历史上分为两派，一派叫做“故意主义”(intentionalist)，一派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前者认为纳粹从最一开始就计划歼灭犹太人；后者认为对犹太人的歼灭决策，尤其是最后决策(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种种外部因素所迫下决定的。换言之，纳粹一开始未想歼灭犹太人，但因为时势的演变，譬如说，无法解决犹太人难民出国的问题，当时国际社会都不接受犹太人；没有海路上面的主导，更无从将犹太人送到议定的马达加斯加。再加上对苏联的战役吃紧，最终决定歼灭犹太人。这一派属于主流，你看当今大多数的学者，都是采取这一派的。如果功能主义是对的，显然对Goldhagen的主张是个打击，但并非决定性的。因为Goldhagen会说，只有德国人才会把肉体歼灭纳入议程中，最后执行:换个国家可能从来不会想到肉体歼灭的办法，而德国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的反犹主义具有歼灭主义性质。

这个争执是没有定案的。

如我前面说的，反犹主义的根源非常复杂，有宗教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有心理的。必须全部考虑进来。反犹主义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有种族反犹主义（如纳粹），有经济-社会反犹主义，有宗教反犹主义。这些反犹主义的侧重点都不一样。但总体而言，这些基督教社会的反犹根源基本就是宗教，它为其他的反犹主义提供了可能、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