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社会学家陶孟和对1920年驻扎在山西太原的警卫旅五千人中将近一千名士兵社会背景的调查分析，发现87.3%的人来自农业和没有职业的贫困家庭。 他们指望寄兵饷回家以供养父母及其他人口。 正因为有众多的贫困破产的农民，才使得某些人振臂一呼，应者如云。因此我们可以说北洋时期的乡村危机构成了军阀割据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军队人数增长很快，1916年只不过有50万，1918年已达100万，1924年增加到150万，1928年则增至200万人。 此外由乡村危机为主因所出现的土匪横行，构成了另一社会景观。

北洋时期的中国，出现军阀混战的政局，从根本上说是乡村危机的结果，如果只把军阀割据与混战简单归结为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或者归结为中国社会突然缺乏权威下少数枭雄大盗的翻云覆雨和纵横捭阖，仍然难以深刻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同时，如果不考虑该时期中国主体之乡村的破产衰落，单凭几个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而为这时期的历史高唱赞歌，似乎军阀越混战，社会越进步，就更有些荒唐了。如何从整体上正确评价这段历史时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可否认军阀混战不自觉地充当着解决乡村危机的一种恶性手段，在激烈的无意义的冲突中，大量人口被消灭，部分地缓和了近代严重的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也仅限于此。由此可见，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近代中国，反动政府只顾争权夺利、毫不关心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未过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力没有什么质的进步，至三十年代，乡村危机达到一个高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固有的人多地少、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政府腐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益商品化的中国农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减少危机给本国造成的损失，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国外大量廉价倾销工农业过剩产品，从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不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农家破产，粮食作物也往往由于外国进口粮食的竞争而价格大跌，出现谷贱伤农。

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法案》，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以至硬通货短缺，出现金融危机。在银价不断上涨的情势下，中国物价大幅下跌，从而给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三十年代几乎连年发生大的水旱灾害，更使农村走向破产。另外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大规模混战及其对工农红军的多次军事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给中国农村带来严重灾难。总之，这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走上极度衰落与崩溃之境。

乡村严重危机，民族严重危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严峻的存续问题。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就必须动员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而要有效地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农村危机不解决，民族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一时间，复兴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共识。也就是在解决乡村危机的过程中，民心向背日益发生倾斜，从而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格局的走向。

面对危机严重的乡村，同时也为了消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措施。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在统治区内实行减租减息。1926年国民党就提出了“二五减租”政策，但真正实施过的只有浙江一省，其他省份有的也曾下过减租令，但未经实行就相继取消。如湖南省政府以减租为共产党的政策为借口，于颁布的同年同月就取消了该政策；湖北于1928年以妨碍地主利益以至危及税收而明令废除；江苏省用怠工的方法让它不了了之。许多省份对减租提都未提。

就是大张旗鼓实施二五减租的浙江省也未把它贯彻到底。省政府与省党部矛盾重重，乡镇政权多为地主豪绅把持，往往拒不执行减租令，把反抗农民诬为共产党。 减租都难以实行，更不用说进行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土地改革了。1930年国民政府曾制定了《土地法》，鼓励自行经营、禁止出租人预收地租和收取押租等，但这是一纸具文，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实行过。相反国民政府在原革命地区设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宣布已被广大农民分散之田地及其它不动产，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 面对乡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盛行，国民政府在“救济农村”、“调节农村金融”的口号下，设立了农业银行，利用“合作社”等组织，向农村贷款。银行下乡，向农村贷款，远不能解决乡村金融危机。

银行贷款数量较小，对农村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在农民的借款来源中所占比重甚小。1933年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在浙江陕甘等省的调查表明，合作社贷款只占农民借款来源的13%， 1934年的调查则表明银行和合作社的借款只占全国农民借款来源的5%。 而银行贷款一般通过多由地主豪绅把持的合作社进行，且贷款需有抵押，故低利贷款的好处多为地主富农所得。普通农民即使借款一般在20元以下，其借款用途多用于暂时的生活困难或还债务，而很少用于农业生产。贷款的期限也较短，对于农业生产收获期长的特点，往往来不及资金周转。国民政府也设置了不少农业试验场，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成果有限，且有限的成果也由于农村衰敝而难以大规模推广。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还实行保甲制度，以后又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由于这些措施无助于农民生存危机的解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成绩。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更无暇顾及乡村问题，代之而起的是战时统制政策。这对于民族抗战也许是必要的，但农民的生存危机因得不到照顾而丝毫没有减轻，更因抗战后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日趋腐败，大发国难财而民心丧尽，逐渐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所唾弃，以至最终由大陆走向海岛一隅。

这一时期，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危机的不同认识，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挽救农村运动。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以定县为实验区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等，他们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在农村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对农民进行知识和道德教育以实现重建乡村秩序。应该说他们所进行的挽救农村的方案和实践，对当时的农民复兴仍有其必要性，不是革命所完全能代替的，但由于他们没有触动导致乡村危机的根源，从而决定了他们乡村建设实践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更何况这些组织得不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人才，最终归于失败。

在当时的中国，对于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来说，极其需要和最渴望的是取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从而也最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尽管只进行土地的再分配不能解决乡村问题的全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国情，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后，把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有了解决乡村危机和复兴中国革命的基点。

在抗日战争中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颁布了“五四指示”，适时地变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为减租减息，从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乡村危机，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而且也由此日益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正由于得到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现实可靠力量，不再是孤独的呐喊与彷徨，而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革命之火呈燎原之势，在挫折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发现农民、重视农村、解决乡村危机、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没有乡村危机的解决，民族危机难以消除，乡村危机的完全解决又以民族独立为条件，但双重危机解决的起点是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使耕者有其田。事实上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里，工业化的大规模进步也必须建立在农村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否则老是会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即所谓的市场危机，这是为近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反复证明了的。

近代中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乡村贫困、落后、日益危机是基本的国情，研究和探索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革命，不能忽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如不能正确对待和解决乡村和农民问题，拯救中国、改造中国和建设中国就是一句空话。本文从乡村危机出发，简略地探讨了乡村危机与近代百年中国政治格局演变的关系，目的在于进一步深化对近代社会历史的理解，但决不是把乡村问题看作为解开百年历史全貌的万能钥匙。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诸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乡村危机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中只是历史合力因素中较重要的一个。但不深入研究乡村，难以将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