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自1868-1908年间， 各省田赋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增加量从50%至900%不等。 另据康熙52年（1713年）至光绪29年（1903年）的统计，漕粮税率增加了210%，附加税增长了128%。 正如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一日《国风报》所指出的:“夫国中贫民， 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年丰而啼饥矣。”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先进文明的示范和刺激下、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而开始的，它势必缺乏现代化所赖以顺利进行的种种前提条件，存在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当时的农村处于危机中，农民自身的生存即成问题，根本无法从资金、市场等方面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在这种困境中，只能是在不断扶植农村发展的基础上来从事现代化建设。否则，则是杀鸡取卵。事实正是这样，清政府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以后，虽然开始了以洋务为内容的现代化事业，但对解决农村危机无所作为。

封建统治者认识不到乡村危机产生的根源，即便有所认识，也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而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缓和乡村危机。纵观晚清政府挽救农村的措施，除了开垦荒地、遇灾放赈外，便是办了几所有名无实的农业学校和模范试验工场。这些机构对农业生产影响甚微，且由于人才缺乏、资金困难，以致难有大的进步；同时也由于农村的衰落及由此而造成的愚昧和保守，新技术新方法很少能在乡村传播，其结果只能是乡村无所进步，而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则不断加重。

近代乡村在发展的行程中，传统的障碍因素一点也未去除，而新的阻碍因素则不断增加，在种种束缚中只能是日趋衰落。由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社会自身也开始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它们构成了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而中国乡村危机也由传统危机转化为近代危机。处于生存危机之中的广大农民，在无望中只能是铤而走险，寄希望于以暴力来改善自身的悲惨命运。

自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大规模的旧式农民起义走向式微，但小范围的农民暴动不断。危机中的乡村始终以武器批判的形式直接冲击着清朝的封建统治。晚清乡村民变频繁，有抗捐抗税斗争，有抢米风潮，有抗租斗争和反洋教运动，有的酝酿成为较大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大的义和团运动应说是乡村危机的又一次大爆发，反洋教的背后是农民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对于晚清各类民变的次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对此作过定量分析。

据杨氏统计，1836-1845 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为933次，1856-1865年为2332次，1866-1875年为909次，1876-1885年为385次，1886-1895年为314次，1895-1911年为653次。 杨氏的统计肯定低于实际数。另据张振鹍等辑《清末民变表》统计，1902-1911 年间，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多达1131次。 22 省无处不有。另外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在乡村危机及农民为自身生存而掀起的起义狂飙中完成的。

近代中国虽然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而使社会运行机制发生了部分变异，但历史事实证明乡村与农民在政权更替中的主导作用仍未有多大改变。正是这些呈燎原之势的农民“叛乱”，才使清政府犹如“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处于一推即倒的边缘。可以说没有一个全国普遍的各种形式的农民革命预演，单凭力量单薄的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的。武昌起义后，四川几乎是“哥老遍地”，迫使立宪党人不得不宣布独立。不少省份的地方政权为会党控制。列宁曾指出:“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

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勿容置疑的。但中国社会没有进入革命党人所设计的太平的民主共和之境，却也是事实。辛亥后的中国，少了一个满族君主，却出现了无数个小皇帝，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军阀割据的时期。对于割据局面的形成，毛泽东同志曾归结为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还应该指出这种地方农业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衰落的小农经济，只有在这样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才会出现大量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自战国以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构成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主体，且几千年未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小农经济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而其规模更加狭小。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度的脆弱性和极强的再生性。由于其规模较小，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特别差，所以十分容易破产；然而也正由于其落后狭小，从而也比较容易恢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中国的农业就是在这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迟缓发展，中国农民也在此基础上苟延生命。

如果遇到较大的天灾及较重的人祸便难以正常生存，或迁移外地、或为乞丐、或充当盗贼土匪，而参军当兵也成为破产农民的一条维持生计之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频繁的天灾，再加上小农经济固有的弱点，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存危机加深。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不仅给农业造成巨大破坏，而且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上都有农民负担，以至农民的赋税远较其他时期沉重。不仅田赋正税增加，附加税更是多如牛毛。以河北定县来说，在1911-1927年间，田赋正税增加了63.42% ，附加税增加了353.25%。 四川南溪县，1925 年一年之内换了六次占领军，地丁税从7000元增加至323500元。 四川梓桐1926年的赋税已预征到1957年。当然这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军阀混战下的悲惨命运。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乡村经济商品化迅速发展时期，商品交换中的各种盘剥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都加剧了农村的破产。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工业进展较快的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加速虽然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在促使大批乡村手工业破产的同时，却难以吸收游离出的大量破产农民。

从农村自身来讲，人均土地较少，且生产落后本身就难以维持生计。1917年据北京农商部的调查统计，全国有36%的农户耕地面积不到十亩，有26%的农户耕地面积在10-29 亩之间。另据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调查部对六个村790个农场耕地面积的调查， 耕地面积在0-20亩的农户占总户数的56.3%。 浙江等南方几个省份农家耕地面积比北方更小。据1922年华洋义赈会的调查结果，中国东部村庄有半数以上农家，中国北部村庄有五分之四的农家，每年的家庭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不少处于饥馑之中的农民，作为求生之路、养家之法及出人头地的捷径而聚至军阀麾下。彭德怀入湘军为兵，原因就是“家庭贫困”，“当堤工不能养活全家”。 当时的士兵多是为糊口谋生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