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集权统治的加强。整个中国历史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部政治集权从无到有的历史，是一部专制集权加强的历史。在中国的专制集权不断的加强的同时，欧洲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强调民主自由的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我来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不论民主还是专制，都是一个政治概念。寻找政治的根源，最终还是要探究到经济上。经济基础、政治和思想文化三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为了找寻中西双方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最好的方法是到中西双方社会中去寻找根源。相比之下，我觉得用“文明”这个词代替“社会”更好一点，因为文明这个词更加强调长时间的变化的过程，而社会这个词更加强调社会金字塔般结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文明还是比较好定义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的附表五中包含了四个文明:1，（编号3）古代中国文明；2，（编号14）远东——主体；3，（编号18）古代希腊；4（编号21）西方。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发展没有中断，而集权的加强过程贯穿了古代中国文明和汤因比所说的主要存在于中国的远东主体文明，所以我姑且按照我的需要把这两个文明放在一起，称为“中华文明”，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来源也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体系中，所以我也姑且把后面的两个文明放在一起，统称为西方文明。这样便于更好的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政治上，专制集权的加强是东方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历史上时而表现出来，时而被其他的现象掩盖。要寻找两个文明走上不同历史道路的原因，首先要从各自文明的存在基础——经济说起。

一、两个农耕文明的特点

请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一段关于远古中国的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蛰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汪，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源鹿之阿。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本，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承波、士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笔墨不多，但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中华文明的一点基本状况:1，处于分裂状态，各部落战乱不休；2，反映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农耕；3，在一系列的征战中黄帝部落强大起来，打败了炎帝和南方的蚩尤。最后统治了中原的广大地区。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特征。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以素食为主，主食是粮食，同时养殖少量牲畜。粮食的来源完全是通过耕种。最早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有良好的灌溉条件，有广阔肥沃的土地。人们在广阔的平原上耕种土地，然后收获粮食。一开始是氏族公社为单位的粮食生产，然后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五帝时代的社会状况，已经为中华文明的特点奠定了基础。农耕为主的文明形态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分裂性。因为农耕往往就意味着自给自足，不论是远古的原始公社制度，还是中国中世纪盛行的小农经济制度、或是中国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中国存在的农村大地主雇用劳动力耕种的方式甚至包括西方的庄园经济，只要能够拥有足够的耕地，农耕，就会导致封闭。人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能够自给自足，对外界社会的交流就显得多此一举。若有不慎，还会导致冲突发生。商业更加无从谈起。出现在两晋时代文学家们的诗歌里的桃花源式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是所有小农的梦想。这样，在中华文明里，农耕文明的特点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

西方文明的起源学术界公认的是希腊的爱琴文明。之后陆续出现的是希腊的城邦共和国和古罗马帝国。他们不像东方的文明那样拥有千里肥沃的平原，但是他们依然耕种土地。由于靠近地中海，而且在地中海的对岸还先后并列的数十个繁荣的文明，比如说铜器时代的爱琴文明“东航叙利亚而接触巴比伦文明”（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89页）希腊城邦时代的波斯帝国、罗马时代的非尼基等等。西方文明与周边的文明的交流如此密切，有和平的商业经济来往还有冲突，甚至是大规模的像希波战争那样大规模的战斗。虽然如此，但是这些还是不能说明西方文明不是农耕文明，只不过西方文明不像中国那样具有农耕文明的典型性。至少，在西方文明中，居民有固定的工作和住处，居住在房子中，国王甚至有豪华的宫殿，人们维持生存还是要靠面包。在中华文明中，粮食只能是通过自己耕种得到，但是在西方，不仅仅自己耕种可以得到粮食，而且还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从周边的文明换取粮食。因此可以想象虽然西方文明没有东方的广阔土地，但是西方农耕文明也可以有自己的求生之道。但是农耕文明的根性依然存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一样，也是处于比较分裂的状态。西方世界农耕文明不具有典型性的原因，正是在于西方的地理环境:没有广阔的平原、靠海、周围还有盛产粮食的地区。

二、农耕文明的挑战

如果说黄帝对其他部落的征服是出于个人野心的话，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对外扩张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表现了。春秋时代实质上的分裂实际上是中华农耕文明表现。天子分封诸侯领地，作为对诸侯的赏赐。诸侯以此来作为自己生活的根本。大多数诸侯生活在自己的自给自足的领地里，偶尔去朝贡一下周王天子，别的时间无所事事。打仗的时候更多的是关心保护自己领地的利益，开明的诸侯知道周王是自己利益的保证，所以他们也致力于巩固周王的权威地位。遇到外族入侵，忠心诸侯们也为了周王的共同利益拼死作战。当然也免不了为了博取褒姒的一笑而被周幽王耍弄。

“春秋无义战” 。跟战国时代的秦始皇不同，这个时候诸侯王之间的战争目的都只是为了争夺粮食和人口。他们并没有想要统一全国。春秋时代“人稀当然地广……当时人力非常缺乏，土地荒废不能开垦”（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201页）因为他们自己采邑的土地能够养活自己以及自己的军队。他们互相进攻掠夺财产更多的是出于对财富的渴望，掠夺来的人口可以更好的开垦自己国家的荒地。人口不断增加是事实。诸侯们无法了解到人口增多、耕地不足是给自己国家带来压力的原因。在他们眼中甚至有相反的看法:人口多可以带来更多的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粮食。一些安于自守、不求获得更多财产的诸侯在生存竞赛里慢慢被淘汰，被有上进心的诸侯吞并。

如果说春秋时代的征战只是诸侯个人上进心的表现的话，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就已经不仅仅是个人野心的体现了。春秋时代虽然战乱不休，但是经济也持续发展。铁工具广泛使用、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大规模的兴修和统治者为了在战争中取胜而推行的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人口的增长。春秋时代的晋、楚两国的军队超过十万，这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但是在战国时期，秦国讨伐楚国的军队就已经达到六十万。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的估计，战国时代的人口数量大增，“古代海内分为万国，城大的不超过三百丈，人多的不超过三千人家。……现在一千丈的城，一万家的邑到处可以看到”“楚兵一百万，按五人出一兵计算，当有人口五百万，……七国人口总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这个数字比春秋时期已经大大的发展，在也不是过去的那种土地荒芜人力不够耕种的状况了。战国时代，人口大大增长，但是全国的土地还是那么多，由于粮食的来源只能通过耕种一种方式，为了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只有两条路可以解决，一是提高农业耕作生产效率，二是扩大耕地的数量。为了扩大耕地，诸侯就把眼光盯到别人的土地上了，他们这个时候的目的不再是掠夺人口和财富，更多的目的是掠夺耕地，扩大自己的领土范围。这样发展下去，有实力的国家甚至可以攻占全国的土地用于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