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作用比法律更重要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发布之后，你觉得它落实得怎样？

孔汉思:我1990年写了第一本书，1993年写了“宣言”，到现在，我觉得问题更严重了。我完全没想到一个民主国家如美国，整个国家都会被谎言所引诱，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总统布什的谎言而支持对另一个国家的暴力行为。这样的情况下，更急需全球伦理的出现。我也没料到经济危机的出现，金融危机给银行界敲响了警钟，违背了“勿盗”的原则，必将存在一定的危险。

你知道，法律是不够的，孔子也认为，伦理的作用要比法律更重要。法律很容易避开、忽视，全球伦理不是意识形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我真的相信对于未来，一个全球的伦理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会反复地在任何场所说这两句话:“只有不同宗教间取得和平，国家间才能取得和平，不同宗教间如果没有对话也将没有和平。”而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共同的伦理标准，就不会有不同宗教间的成功的对话，全球的生存乃系于全球性的伦理。

新京报:你在提“全球伦理”的时候，有从政治人物如甘地、马丁·路德·金身上借鉴他们的观点吗？这个“全球伦理”是否也可以应用到一个普世的政治价值观上？

孔汉思:你小心不能把一切都“普世”化了，民主是先进的，但并非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之中。民主是一个现代的价值，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很好的价值，但它并非一个伦理价值。

但是，人权却是一个普世的伦理价值。人的权利是普遍的，这是必须要奉行的伦理。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政治宣言中都有一定的伦理观，比如“勿杀”等，但是在政治历史中，的确有很多政党，做过很多暴力的事情。

- 学术论道

30年前第一次讨论孔子

(孔汉思在第二次世界汉学大会上的学术发言摘要)

30年前，我在北京，第一次讨论孔子思想。

那是1979年8月份，毛泽东逝世三年后，在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的带领下，我第一次受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次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直到现在依然心存感激。感谢中国人民，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他们一直尊重(孔子)这个伟大的圣人，在这几千年里保存了他的遗产。

我一直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通过书本来考察研究它，50年前我就开始了。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推动促进宗教与全球伦理对话的计划，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计划在中国也有了很好的影响。没有宗教间的和谐，就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睦；没有宗教间的基础研究，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

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日本，都没有办法单独建立一种全球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办法独自推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火车头，将世界拖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但是我看，中国在处理未来国内外事务中，要反思自己的伦理传统，然后才能发挥这种举足轻重的全球政治作用。许多中国人都很担心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只有那种强调“人”、强调自我、强调德行的伦理观念，才能够有未来。

真正拥有未来，又能够对全球伦理做出贡献的中国传统精神，体现在孔子的《论语》之中，另外还有一种民族精神，就是倡导真正的人道。视个人为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民族主义的精神，将人和人的关系建立在普遍的伦理之上，而不强调自私自利。

在这种全球秩序的新框架中，我们应该注意儒教一直强调的一些东西，比如民族精神先于精神和政治，伦理个体应该先于一切制度。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能够让人类引向道德职责和社会责任，当然也认可他们合理的利益追求。

我想用我在电视系列片《寻道》中所说的话作为总结，我说:“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统一中国，已经2200年过去了，中国的长城不再分裂人民，也不再想把他们自己故步自封，而是乐于开放。他们想加入这个世界，参与塑造人类的未来。中国伟大的人文传统，将对此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