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至1954年6月，我国曾在省以上设置过大行政区建制，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对其所辖的省市区实施领导和监督。应该说，大行政区的设立是中共全面执政前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自然延伸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周恩来当时所说的:“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对此学界多有研究，但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

1912年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陷入极端无序与混乱。1928年，国民党初步实现了大陆的统一，但由于其内部派系林立，国家依旧支离破碎。蒋介石曾以“统一军政”、“实施训政”为名力图通过远交近攻、政治打击、经济瓦解、情感效忠与军事进攻等策略削弱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政治实力派，但直至其兵败大陆时仍未能如愿。而中共则利用军阀间冲突不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情况，在军阀割据交错地区及贫困山区建立根据 地，开始局部执政。此后，中共统治的区域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并拓展成为由中共中央局领导下的跨越数省、统一管辖、相对独立的几个大行政区域。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实现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变，此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出现，但是现代中国对领土统一的民族主义要求还没有完全实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控制了东北、华北、中原地区，并重新划定了行政区域，新建了省级以上的政权机构，实施统一的管理。在西北地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经过两年多的解放战争，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逐步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以便迅速结束战争，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社会各种改革和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在华东区，由于“以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中国的中心地区，而现在大部分地方都是淮海战役和五月渡江以后的新解放区”，“残余的敌人，更继之以千方百计的破坏和封锁，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封锁了我们的海岸，企图断绝中国物资内外的交流，他们以封建势力为内应，在农村中来封锁我们;他们组织土匪特务，杀人放火破坏我们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他们妄图经过这些办法来阻挠我们英雄的解放军继续南下解放西南，他们妄图经过这些办法，来阻挠我们走向建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南区“是进军华南与进军西南的基地”，“华中区是新解放的地区，是敌人统治很久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地区，土匪恶霸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成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的主要障碍。故必须动员全区军民进行清匪反霸，造成恢复和发展生产，防治水旱灾荒，进行社会改革的前提”。华南区“还在战争中”，“迫切的和主要的任务就不能不是发动广大群众支援革命战争，迅速地解放全华南和全中国”。同时，“华南在历史上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毒害最深的地方;直至今日，比之于其他地区，华南在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都受着更多的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干扰与影响”。因此就总体而言，在军事上，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虽已获得胜利，但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与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中共领导的政权作斗争。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以东南沿海岛屿为前沿，以海峡为屏障，建立起反攻大陆的基地，并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政治上，新老解放区之间在政权组织形式、政治体制、政策法规等方面多有不同，都带有草创和试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在经济上，中共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本总量偏枯与官僚资本相对集中并存，城乡之间与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