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英］艾兹赫德著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史学界曾经有个误区，凡是中国史的著作，似乎不太关照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史实；而到了世界史的范畴，“中国”则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仿佛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与“世界”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

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曾经以他的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而闻名学界，但他也没能以一人之能调和这两个领域。事实上，学术发展到今天，学界不再满足于单线的叙述中国史或者世界史，而是希望能整合出中国与世界并存与交融的历史研究。

中国的茶叶丝绸如何走俏欧洲、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如何通过传教士带到中国等等，以至于潜在的全球性的交流，都需要研究者用新的眼光与视角去考察。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作者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教授S.A.M.艾兹赫德(S.A.M.Adshead)。作者考察不同世界历史时段中，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与作用，钩沉了中国与世界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艾兹赫德教授是中国史专家，所以他将自秦汉之际至新中国1976年间两千多年划分为六段，依次列有各自的小标题——世界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世界的国轴: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公元1000年至1350年)；世界的地平线: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1350年至1650年)；世界中的世界:启蒙时期的中国(1650年至1833年)；两个世界之间:现代时期的中国(1833年至1976年)。

就这段不算漫长但文献浩瀚的历史，我国的主流史学常常会叙述成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而从秦统一到清帝逊位这两千多年，除了依朝代变更的自然分期，我们似乎很少尝试其他断代与诠释。

这样看来，西方的学者用世界史的分期来解说中国史的演进变迁，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在《世界的中心:晚古时期的中国(公元400年至1000年)》一章节中，作者将安史之乱前的大唐，与当时世界同期的欧洲比较认为，在西方古老的罗马帝国衰亡后再也没有复兴起来，而在中国隋的统一继以唐的复兴；西方陷入黑暗的中世纪的同时，也饱受瘟疫肆虐与异族入侵之苦，中国则在疾病方面比西方幸运的多，鲜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

而另一方面，身为异族后裔的杨隋李唐的统治者在处理中原与夷狄的关系上，也过人一筹。这些因素的累加与互相影响，造就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世界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