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两位巨富把中国的富豪们搅得心绪不宁,一张慈善晚宴的请柬仿佛有千斤重,怕“逼捐”者有之,喊“裸捐”者也有之,一众媒体论者更把这上升到中美文化差异的高度大加挞伐,殊不知,用舆论压迫,纵然能够逼出些许“善款”,找错批评的方向,却无论如何“劝”不出真正的慈善来。而将现今国人富豪对慈善的淡漠,归咎于老祖宗的身上也实在是有些冤。
 
 

中国古代从来不缺少慈善和慈善事业

中国在“慈善”事业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中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儒家孔子和孟子倡导仁爱和仁术,墨子主张“兼爱”,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详细】

 

中国古代宗族的救助活动

固定化和严密化的民间慈善组织

宗族的赈济救助主要是指宗族组织以其共有财产或宗族成员以其私人财产在一定的情况下,对宗族的特定成员或全体族众给予物质帮助。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族成员因贫困或灾荒流离失所,客观上维系了宗族组织的稳定,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宗族组织开展赈济救助活动一般有两种形式:私人救助,宗族成员以个人财产对族众进行帮助;义庄救助,指宗族组织以共有财产对成员进行资助。 【详细】
士大夫阶层自发组织民间赈济,代行政府职能。这固然是出于维护阶级本身的利益,但也决不能排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作用。明代民间赈济不仅力度大,而且组织严密、方式稳妥,为近代义赈事业奠定了基础。 【详细】
明清时期,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变迁加剧,萌生了大量慈善组织,并呈现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和近代的两重性等多重特征。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说明了社会民间力量在公域中的地位与扩张,而同期市民社会则更多体现了草根民主。 【详细】
 
事件进展
 

巴菲特和盖茨遭遇中国富豪拒绝

受邀中国富豪陈光标,9月7日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态,他将接受盖茨和巴菲特邀请,参加29日的慈善晚宴,而且到时候他还“要劝盖茨和巴菲特捐款,捐个1000万也好,为中国慈善真正做出贡献,为中国富豪做出榜样。”谈及“巴比”中国行,陈光标这样说。 【详细】

 

[辩论]中国慈善宴在挑动仇富情绪?

并不是每一个中国富人都对于“巴比”二人的邀请欣然接受。在接到邀请后,很多受邀富豪都会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显然,这个慈善晚宴带给中国富豪的除了荣耀,还有相当大的压力。果然,公众舆论在听说有富豪对出席晚宴感到迟疑时,批评言论接踵而来。有观点指出,这种批评再深入下去,将会成对富人的责难和鄙视,再次点燃社会仇富情绪。 【详细】

 
中国出比尔盖茨?等一百年吧……  

不是“觉悟”问题,是文明问题。中国富豪距离慈善的台阶还有两个负距离:一是城乡,二是“发展中”与“发达”文明的距离。【查看】

这种“被慈善”有点“鸿门宴”的感觉  

我在想谁会参加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宴会,这种“被慈善”有几个是愿意的,这个好像有点“鸿门宴”的感觉。慈善还是自愿的好啊。虽然盖茨和菲特也说了没有强迫的意思。 【查看】

 
 

民间社会救济:被我们遗失的传统

历史上,民间力量曾在救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清中叶之后,甚至成为主导性力量。这种民间社会与国家荒政互为依恃,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颇具成效的救灾体系。我们特约社会经济史专家余新忠先生撰文介绍相关情况,希望能对当代的灾荒救济工作有所参考借鉴。民间施济者对当地实际情况和被救济对象十分熟悉,能够因地制宜地施行灵活多样、富有实效的救济。若非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戮力钩沉,世人恐怕已无从知道,离我们并不算太远的过去,中国社会还曾有相当发达的民间社会救济事业。【详细】

 
 

美国富豪的慈善史:从钢铁大王卡内基到比尔·盖茨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慈善家排行榜上,比尔·盖茨作为第一名的地位无可置疑。不过,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盖茨不是第一个捐出全部身家的富翁。美国慈善活动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建国史一样长,即使美国的现代慈善事业,也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始于20世纪初。1911年,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创立了“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奠定了现代慈善事业的基础。在1919年去世前,卡内基累计捐款3.3亿美元,而他所创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至今仍在造福世人。【详细】

 
富豪热衷慈善原因:
回报社会

为什么这个会产生在美国?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这么多财富集中在私人手中,而且集中得这么快;第二,就是思想方面的原因。相信人只要受了教育就能提高;三是他们这批人都是社会的受益者,有很强的主人翁精神,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社会变得更好。【详细】

高额遗产税:
促使美国富翁热衷慈善

刺激美国富人慈善捐款的还有美国的遗产税。美国遗产税于1797年首次开征,当时是为发展美国海军筹集资金。1916年,遗产税成为固定税。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遗产超过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详细】

退税优惠:
富豪热衷慈善的技术原因

另外,捐款的个人和公司退税的金额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对个人而言,退税的金额基础不得超过其个人收入的50%。比如你收入100万,捐出去了80万,其中只有50万可以按照规定享受一定比例的退税,而其余30万则没有。对企业而言,可以享受退税的上限是税前收入的10%。【详细】

 
凤凰卫视节目
 

9月4日《一虎一席谈》:
中国富豪该不该响应巴菲特的号召?

 

陈光标:巴菲特来华劝捐 我第一个响应

 

徐永光:中国有些富人还处在谋财害命阶段

 

遭德旺:美国人何时对中国人变得这么仁慈

 

徐彭年:我举双手响应巴菲特 捐出全部财富

 

王振耀:要给亿万富翁一些善意的社会压力

 
 
 

中国古代的慈善:政府“仁政”难容个人慈善

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个人的慈善活动与政府的仁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个人慈善活动的存在就是活生生地印证了政府的不“仁”——不负起应当负担的责任,自然不是个好政府。因此,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官方对民间慈善活动有很大的排斥性。早期民间团体从事的救济活动就不断遭到非议和政府的严格监督。孔子就有禁止子路在卫国出私财济民的故事:“汝之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详细】

 
 

中国古代的官方力量如何压制民间慈善

“编户齐民”的古代中国就是个典型的大共同体。秦时的法家政治便强调以人为的“闾里什伍”来取代自然的血缘族群,甚至用强制分异、不许“族居”和鼓励“告亲”来瓦解人的亲友关系,以建立专制权力对臣民个人的人身控制。与西方前近代传统公益组织相比,我国传统时代在国家组织早熟、控制严密的同时,“社会公益”不发达,这是与传统中国大共同体本位压抑下的“伪个人主义”状态有关的。【详细】

 
 

中国慈善文化:近代与国际接轨 解放后突遭沉重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慈善文化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某些外国传教士打着慈善的幌子做了很多可耻的事,让人们对慈善产生了误解,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当时给慈善扣了两顶帽子,一顶是说它是为帝国主义服务,来中国搞情报的。第二顶帽子是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是给劳动人民一点小恩小惠。所以1950年,在《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里,把包括民间慈善在内的旧福利救济事业定性为“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详细】

 
中国慈善的历史与现实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0年里,中国基本没有出现过慈善事业和活动,慈善理念被淡化,慈善文化出现断层。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可看做中国现当代慈善事业复兴的起点。此后,中国慈善事业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以政府为主导,虽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详细】

改革开放后中国慈善大事记  

1981年 中国首家慈善公益组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
    1984年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1985年 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88年 广东中山市慈善万人行,这是全国首次区域性慈善公开募捐行动。
    1989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1990年 邓小平亲笔为希望工程题词。
    1994年 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成立。
    1998年 抗洪赈灾募捐晚会。
    199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布实施。
    2000年 全国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起省级慈善机构。
    200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加强对捐助资金使用的监管”……【详细】

美国老年义工

苏州“沈宅”乐善堂

北京大学“逸夫楼”

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头和那些大名鼎鼎的慈善家赫然同列角逐“年度慈善人物”,并没有人表示反对,甚至比尔·盖茨在看到报道后说:“我为同皮尔斯老人站到一起感到荣幸。”由此可见,慈善家不是拥有巨额财富资产人士的专利,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家,只要你有一颗慈善之心,习惯于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就足够了,而这就是美国人的慈善观。【详细】
明代无锡同善会的创始人高攀龙指出:“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封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从爱人的心怀出发,必然导致博施济众的行为,这与西方的慈善思想重视慈善之心的宗教文化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详细】
“如果说内地慈善欠发达仅仅是因为文化的事,那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台湾社会公益性的基金会的成熟该怎么解释?还有香港呢?”资中筠对记者表示,在当前中国,文化因素还不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解放以前民族资产阶级在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就曾达到过一个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可的高度。【详细】
张朝阳曾在一次福布斯论坛上激烈地抨击了当代人的财富观,“中国现在的富人多数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多少价值,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的,现阶段的中国这样的富人却只是少数!现在中国仇穷仇的有些变态,几乎没有正义和良知;同时崇富也崇得有些变态,只要能富干什么都在所不惜。用一句话形容:已经到了为了钱不惜出卖一切的地步了。”【详细】
 

调查

你认为美国富豪比中国富豪更热衷慈善吗?
不是
 

调查

你认为美国富豪热衷慈善的主要原因是?
回报社会
减免税费
两者皆有
 

调查

你认为巴菲特来华劝捐有逼捐嫌疑吗?
没有
 

调查

你认为中国富豪不如美国富豪热衷慈善的原因?
中国富豪为富不仁
中国目前社会仇富,钱不敢露白
法律法规不健全,没从法律上鼓励慈善
中国富豪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论起慈善来,无论古今中外的词典字书怎么解释,总不脱“善心”、“善行”四个字,前者论心意,不论多少得失,后者看行为,不论利己利他。以善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少扶危济困的使命感,精英与百姓也都能用善恶福报的出发点助人;以善行而论,虽自古即有朝廷不欲平民越俎代庖的传统,但这民间善举却也并不少几分。因此,当代慈善的所谓困境,绝非源自中国文化如何落后,而在于社会本身、国人本身的种种劣行,部分为富者的“不仁”,部分为穷者的“拜金”,令原有的温情善意荡然无存,固有的伦理敬畏一一崩塌,除权力外毫无忌惮,“善心”既然已无,“善行”又将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