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炬在担负“特货”运销重任当中，再次体现出了他的精明能干，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1989年4月17日后，佤联军取缅共人民军而代之，车炬升任由人民军改编而来的佤联军420师师长，兼任本师财政部长，该师仍然驻扎于泰缅边境地区。据说，当时车炬有拥兵自重倾向，佤邦中央于是决定尽快除之为妙，以开会名义将其骗至邦康逮捕后关押于由中央警卫团看守的一个土洞牢房中，直至衰竭而死，下场悲惨。

1989年缅共活动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最大的毒枭坤沙也随后于1996年1月向缅甸政府投降，缅共和坤沙集团都各自分化出一些余部，他们都继续大肆“以毒养军”，缅北地区涌现出数以百计新的毒品集团和新一代毒枭，有的军事实力超过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坤沙，比如佤联军及其首领，不但继承了缅共“8·19”和坤沙的毒品产销衣钵，而且过之而无不及。

佤联军控制的佤邦地区迅速成为当地最大的海洛因产销地。资料显示，1996—1999年佤邦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10万亩，可产鸦片1000多吨，约占“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60%。这些鸦片几乎都用来加工海洛因，10斤鸦片可以提炼出一斤海洛因，因此海洛因的年产量约为100吨。

1989年4月17日，佤联军发动兵变夺取缅共中央的领导权时，除了得到广大的地盘和大多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干部外，便是一片空白。如此庞大的烂摊子要在这样的紧要关头维持下去，各种压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摆在了联军头目的面前，经费问题是其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经过短促商议后，立即于5月31日作出决定，成立“5·31公司”，负责毒品产销，紧急筹措经费。这个“5·31公司”其实就是当初缅共“8·19机构”的延续。佤邦头领按官衔大小在这一公司都占有相应的股份，公司利润由“国家”和这些官员共同分成。有资料说，1994年时，佤联军控制区内海洛因加工厂最多时达到48座，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1998年发现的固定而规模较大的有4座，流动规模较小的有16座，1999年发现的海洛因加工厂共25座，比1998年增加了5座，海洛因的产量也随加工厂的增加而增长，产销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都已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坤沙集团。佤邦的主要领导者就是毒品产销的组织者或幕后操纵者，有的是直接经营者，比如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就是美国和泰国曾悬赏200万美元捉拿的毒枭，而政委鲍有谊就是中国破获的特大海洛因案件的幕后经营者。他们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核心部门“5·31公司”把大量属于“国家财产”的鸦片从各地集中或分头送进设在各地的加工厂里加工成海洛因，又统一从秘密倾销到世界各地。

经营“特货”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并从烟农身上收取数量可观的交易税和人头税。在邦康的时候，佤邦对外关系部的起岩纳部长告诉我，他们每年只从每个老百姓那里收取5斤粮食的“农业税”，特别困难的地区还实行免税。但是，有关专家经过研究和考察，得出了实际的答案:烟农除了每人每年缴纳5元“人头税”外，把鸦片上缴给“国家”时还要缴纳10%的“交易税”，如果你胆敢私下交易，那就是犯法，轻则罚款坐牢，重则要掉人头。佤邦政府每年能够从罂粟上面得益多少，没有人细致地计算过，我们可以在这里以20世纪90年代后几年的行情为例大致估算一下:

1公斤海洛因，当地出产价是2万元人民币，随着销售过程中风险的增加，其价格也随之呈几何倍数增长，进入中国云南边境一线后涨到10万元人民币，到了昆明就涨到40万元人民币，出境到了香港涨到50万元港币，转手到了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就可卖到12万美元，在美洲的美国纽约等地则可卖到50万美元。这是纯海洛因的价格，据有关资料显示，越到后面的环节，海洛因的纯度越低，因为中间商在不断地往里面参入别的东西以牟取更大利润。在纽约零售时，每公斤海洛因最后卖到了上千万美元。

我们就以卖到缅甸境外的第二个环节为例，每公斤海洛因卖价为10万元人民币。按照10比1的比率，每10公斤鸦片可提炼1公斤海洛因。那个阶段，仅佤邦境内种植的罂粟就达110万亩左右，平均下来，就算每年收割的鸦片是1000吨，提炼成海洛因就是100吨，销售额为100亿元人民币。除去收购价(按每公斤鸦片1200元计算)12亿元人民币，还剩88亿元人民币。再加上1000吨鸦片10%的“交易税”1 2亿元人民币。两项总计是89 2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佤邦政府“5·31公司”每年从“特货”上得到的大概收入(后面各个销售层级上更加惊人的差价利润在此不再计算)。这些巨额资产，政府拿掉一部分后，别的都由大小头目按级别瓜分而去。虽然得益者的具体份额是多少难以掌握，但是从我们亲眼目睹的现象上看，佤邦的贫富差距是相当大的，富的富上了天，贫的挣扎在生存线上，而富的只是少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则是绝大多数。

采访中得知，一户普通烟农一年的全部产值顶多也就是几千元，除掉生产成本后就所剩不多了，这些钱如果能够用来解决一年的吃穿用度就很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有所积累，这从他们的居住环境上就看出来了。可见，种罂粟种了一百多年，从中得益的并不是当地的老百姓，而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各个层级上的毒贩，说他们的靓车豪宅是“毒品车”和“毒品房”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近几年来他们在各种压力下抓了许多毒品之外的经济项目，但那都是用多年来的毒品经济的积累作基础的。客观地来看，从那些非毒品的经济项目上得来的收益也并不是佤邦的主要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