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与中国

不同于学术对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当然，这没有关系，学术没有国界，萨氏门徒如今早已遍布华夏。

如果不是因为老迈年高，如今的中国对于自命为中间道路经济学家的萨缪尔森来说本应成为其着眼的重点，毕竟，在他八十多岁谈到中国时还说过，“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请注意，“混合”这个看似平常的定语对于本质上属于凯恩斯信徒的萨缪尔森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他看来，“纯粹的资本主义只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中国这个马上就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混合经济体，即便在她最终下定决心与市场经济实行“混合”时，混合经济的倡导人萨缪尔森对其而言不过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学术掮客而已。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这一标准，我们必须对这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年轻的读者恐怕难以想象，如此严厉的批驳迟至1991年9月，竟然还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译者序”中义正词严地宣告。尽管1979年时，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董辅礽即已公开呼吁，“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完全相适’的理论，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更不用说，4个月之后的1992年初，邓小平即在南巡讲话中一力扫除了姓“资”姓“社”的纠葛。

但这确实就是中国的今天所脱胎的昨天。作家余华认为，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40年就足够了。的确如此，短短十几年过后，那个原本被认为“会在我国造成严重后果”的萨缪尔森一跃成为了众生景仰的宗师，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难道这就是所谓“中国奇迹”的神奇之处？在今天，随便走近街头巷尾杂乱堆着盗版书籍的三轮车，就会发现这些堪称最具权威的畅销书榜中，赫然并列着郭敬明和萨缪尔森的长大作，难道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真心皈依市场经济的内在表现？再或者，中国东部沿海那些动辄要求工人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的“世界工厂”既为老板也为国家创富的过程，难道就是因为感召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因为上述疑问的存在，一代宗师萨缪尔森去则去矣，但其身后，需要后辈学人，尤其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人超越乃师的学术、乃至思想课题太多太多。犹记弗里德曼去世时，萨缪尔森称赞他“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远”，现在，该轮到萨缪尔森的学徒们，展示他们真正改变了的、配得起逝者耕耘一生的才华与辛勤的、经济学的职业构造和思想意识了。而中国，也许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并且更适合，经济学之花烂漫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