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妹姝：我的妈妈那时候只是觉得一个丈夫消失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对社会和政治都不理解，经济来源没了，财产也没了，亲戚朋友都不敢和我们来往，她无所依靠，她真的无所依靠。还有那些警察天天都来，每天都来，所以那时妈妈把爸爸的东西，都烧个精光，她怕都怕死了，她没人可依靠，所以她自杀，自杀了三次。

陈重光：最普遍的方法，就是三连保，三个人相互作保，我保你，你保他，其中有一个人出事，大家都要被抓去关，连保，让大家很惊慌，不能出一点错误，会影响到亲戚朋友。

宋洪涛：事情发生以后，找好多爸爸的朋友，好像都敬而远之，有心力不足，都没办法帮我的忙，受到政治压力的样子。让我这人变成自生自灭，就这样子。

解说：事件后，肃杀的气氛里，也有许多大陆人选择离开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隔年，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相较于陷入战火中的大陆，局势相对稳定的台湾，又变成许多人避难的选择。来自上海的严家淦家族，陷入了迁移的两难。

严隽泰（严家淦之子）：我大伯父呢，他没有出来，他曾经来过台湾，爸爸也要他留下来，他不愿意，他说他的事业各方面，小孩子家庭都在上海，他不愿意丢掉，他就又回去了。有很多人都想，连日本人都来过了，搞了我们也搞了八年了，连日本人都来过了，也就挨过了，也不怎样了。那共产党嘛，总归是自己同胞，自己国人，都是中国人嘛，应该不会比日本人更坏吧，大部分都是有这种想法。

解说：出身江苏苏州望族的严家淦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随同陈仪抵台，是第一批到台湾的国府官员。二二八事件当时，他受到台湾望族林家的保护。

严隽泰：那么他当初躲在他们那边的一个楼上仓库里面，躲了几天，当初很多人，有些民众，激烈的民众还是不放过他，去追林献堂，要他交出家父来。那么林献堂当初是觉得我家父实在是？不是这一批他们应该是对台湾是好的，不是坏的，所以极力地保护我父亲，甚至于拍胸脯说，你们要严某人的话先要把我，要对严某人不利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去。

解说：一九四八年秋冬之际，随着国府在大陆的形势，日趋严峻，有越来越多蒋介石身边的人，陆续出现在台湾。当时在报社当编辑的台共成员苏新，在回忆录《愤怒的台湾》，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早在去年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之后，反动派要人尤其是高级将领，如顾祝同、余汉谋、桂永清、何世澧、蒋经国等纷纷到台考察军事。

解说：而蒋介石的军事大将陈诚和国民党CC派大老陈果夫，也先后到台湾养病。至于在台湾待了三年的严家淦，一九四八年冬天，全家也在台北团聚。

严隽泰：我们刚来的时候，台湾的景象都是碎石子的路面，大家在马路上，穿皮鞋的人也很少。大家在马路上都是踢踢跶跶踢踢跶跶，穿那个木屐木拖鞋。以前我们里面的房子都是榻榻米，这个两边日本间的房子，都是榻榻米的。榻榻米最容易住人了，它那个时候有大的方帐子，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验过，方帐子就是日本房间的四个角落都有四个钩子，所以四个钩子一钩，方帐子一张，整个帐子就跟房间一样大小。所以这个里面整个，所以一间房间可以住五六个人，睡在里面，一个榻榻米一个人这样子，就睡起来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子最喜欢这种，那时候小的时候，十一二岁的时候，小孩子一帐子张起来，我们就在里面吵啊闹的，小孩子很高兴。

解说：当时只有十一岁的严隽泰也许体会不到，那一年的冬天之后，在大陆在台湾，有无数的家庭因为随后而来的大迁徙而离散。

陈淑琬：族群间的冲突，总能反映人性善恶的交错，二二八事件也不例外。当时既有非我族类的杀戮与仇恨，却同时也存在着不分彼此的互助和同情。但总体来看，二二八对台湾人的情感伤害非常大，这个创伤一直被刻意压抑，直到一九九O年代初期，真相才逐渐清晰，但到今天却也还是有阴影残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