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在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中避免开战风险、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政策，蔡元培也是附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日本政府于1931年9月下旬发表宣言，声称:“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同年10月，国联再次开会，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日方代表也在口头上表示“完全遵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于12月13日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晋京电，开篇就说:“现在外交自接受国联决议案后，暂告一段落，内容及政府之苦衷，均已公布”，希望大家在天寒地冻、居行困难之时，“设法劝阻诸同学来南京”。

然而，蔡元培的苦口婆心，对学生运动却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令狂热的爱国青年深为失望、强烈不满。

二、被打的前前后后

南下学生抵京后，分化为两个意见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立场较为缓和的请愿团，借住金陵大学；一个是情绪激烈的示威团，借住中央大学。所谓“示威”，顾名思义，即是要以示威形式迫使国民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但不论那一个团，政府当局都给予优待:每人两条军毯，每餐二荤二素一汤，外加面包、黄油、饼干当点心；若因参观中山陵和游览市容来不及回校吃饭，还可以凭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馆免费吃饭。

起初，示威团为了拒绝国民党的“软化”政策，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后来，地下党考虑到斗争行动不会短期内结束，就劝大家该吃就吃，说:“不吃就便宜了他，只要吃了不手软就行。吃他仍然可以打他！”

12月12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老蒋的第18次出面与学生谈话。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档案记载，谈话内容大意如下:对北平各校远道来京请愿，甚为欣慰，惟路远天寒，又使诸位荒废学业，深觉不安。救国御侮，第一须全国团结一致，第二须青年有学问基础，青年有学问即国家有力量，希望全国一致拥护政府，必有最后胜利之一日。

请愿团的两千多名同学，都不爱发飙，见递交请愿书目的已实现，便在当局组织参观游玩1天之后打道回府。

示威团先是作了3天准备工作，一是与中共南京市委接上秘密关系，得到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二是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进一步争取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是派人去附近的城市，较远的城市就发电报，请当地的学生会响应北平示威团，到南京来助威呐喊。

两天之内，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十几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赶来，杭州的浙江大学以及安庆、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大学生也陆续来到南京，总计约万人，全都住进中央大学，人多势众，示威团的队伍更加壮观。12月13日下午，各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国学生举行大联合游行示威的行动方案，写出了质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质问书》，还拟定了一些包括“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主张”、“保卫苏联”、“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标语，并一致推举外号“李大胆”的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李时雨为总指挥。

一天以后，就在蔡元培为学生运动连呼可惜的同时，4000多名戴红袖章的学生在大幅横标引导下，分成几路纵队，浩浩荡荡闯进国民政府，强烈要求蒋介石出来对话，老蒋那时正在主持“纪念周”，因而出面接待的只有一位秘书长。面对这位依然坚持固有立场、又说一口广东话的官员，政见既不同，语言又不通，同学们听得浑身烦燥，操起军棍，就把桌子打断一条腿，吓得对方脸上的眼镜都掉了下来。

两个小时以后，大队人马退出国民政府，继续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抓获5名国民党便衣特务，缴了对方的枪，烧了对方的车。然而，今天的这出戏不过是热身赛而已，一场更为汹涌的怒潮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