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

蔡元培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然而，当这位北大校长在校园中播下“五四运动”的火种之时，他不会想到15年之后，已是65岁老人、腿脚有残疾、还是民国元勋的他，会被热血沸腾的女大学生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更不会想到那些继承五四传统、高呼抗日口号的爱国青年，其实是要“武装保卫苏联”，为了逼贫弱的祖国去拿鸡蛋碰石头，竟然出手打自己的同胞，打自己的父辈、长者和导师……

一、蔡元培的基本主张

那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井冈山上的烽火方兴未艾，军阀又重开战，先是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接着便是宁粤对立，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党国的船在惊涛骇浪中连连漏水，危机四起。

正当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要蒋介石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之时，关东军又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攻占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怒，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出兵抗敌、收复失地。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1000多名热血青年冒雨到外交部进行请愿活动，用花盆砸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头，就像当年北大学生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一样。自此，各地学生罢课游行、赴京请愿的风潮愈演愈烈，国民党当局手忙脚乱，即不能弹压，又无法杜绝，只能加以阻挠取缔和强制驱离，显得十分被动。

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数千人经过3天3夜的卧轨斗争，迫使路局下令开车，三天后抵达南京，与南下的山东学生一起形成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于是，刚刚奔走于宁粤之间调停冲突、消弭内战的蔡元培，又被推上“攘外必先安内”的第一线。那么，面对这场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蔡元培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这一问题，要从他对待学潮的态度转变说起。

1928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大学院院长的身份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已经表明他的这种转变:

“往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

今中国本部已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皆有干涉与更易之权，无借助于学生之必要……若狃于往昔之青年运动，而必欲继续行之，则为无病呻呤，徒乱人意。十年、二十年以后，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学业之不足以应世变，虽取吾辈之白骨而鞭之，岂足以偿误国误党之罪耶？”

这也就是说，现在全国统一了，学生该潜心学业了，以备他日大用，因为“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可见，蔡元培对于学潮的看法，不能作简单的是非划分，他的出发点首先是从学业、学术上作考量的，学生毕竟以学为主。

因此，就在他被打的前一天，他还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

报告中，蔡元培在以其他国家战时不曾停课、学者免服兵役为例，说明学生是国家的血脉、学业是军队的后备后，强调国难当头之时，“军械不足、交通不便，财政尤感困难，正需要许多发明家如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这一类的人”。他是无比希望莘莘学子能够成才的，因此他才这样说，“若是后一辈的能为大发明家，'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还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倘若再因循下去，那真的不可救药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到处罢课、甚至驱赶校长，这又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这位执教一生的65岁老人，说到动情处，一连说了两遍“很可惜”，对于这场运动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好多辛苦，到首都运动……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