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站是大站，所以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把以后的情况一并介绍一下。

王天木因“箱尸”案被拘禁之后，第二任天津站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出生于1904年，也是位奇男子。

王子襄是个西医，北平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正经八百的医学博士。

王的加入军统，还是因为他的妹妹王玉梅。王家在北平，而且是名门望族，王玉梅是北平“名媛”，经常出没于各类社交场合，就这样认识了戴笠，然后又介绍了王子襄。

王子襄大体知道戴笠他们这帮子人干的是什么“勾当”，但奇就奇在他不但不反感，反而特别向往，多次与戴笠谈，希望帮他做点什么，不要报酬都可以。

戴笠当然高兴了，王一直在天津行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肯定有用得到的地方。

按：由于戴笠的特务处在当时还不大为人所广泛认可，连郑介民这样的“自己人”都嫌当特务“丢人”，因此戴总希望多拉些高层次的人进入特务处。所以戴笠手下能人、奇人真是挺多，且不说军校一、二、三期的学长比比皆是；大学生、“海归”也多得很；还有象王天木这样的，都当到一个省的检察长了，居然也屈尊到他手下当特务。当然了，戴笠驭人的手段从此也可见一斑。

适逢此时王天木出事，刚加入特务处的王子襄，一步登天，直接当上了天津站的站长。戴笠同时要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加以关照。

正好此时特务处要求“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二人，这俩人都躲在天津。而天津站由于王天木出事，把他手下的人都划给了北平站，所以这两项任务，就交给了陈恭澍。因此陈经常在平津两地往返，与王成了很好的朋友。

没想到，不到几个月的工夫，王子襄突然死了。

王子襄有个奇特的爱好，喜欢以身试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医的人都这样。陈恭澍回忆说，他曾经见过王子襄往自己胳臂上打针，起初没在意，以为他是在吸毒，后来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在拿自己做试验，还曾经劝过他，太危险。王子襄只是笑笑，显然是没听进去，终于是在这最后一次试验中出了事，年仅30岁。

1934年的天津站流年不利，一年里换了两任站长，“制裁”吉鸿昌和石友三任务又恰好很重，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由陈恭澍“一肩挑”了。

按：吉鸿昌和石友三这两个案子，都是陈恭澍经手的，搞得拖泥带水、七零八落不说，陈恭澍自己也弄得灰头土脸，居然闹出畏罪潜逃的“糗”事，我们在谈陈恭澍的时候再讲。

其后，裴级三的叛变，使得整个军统华北区的组织体系被破坏殆尽，天津站从此一蹶不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新的军统局天津站才被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