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个书生皇帝，可是在蔡京的蛊惑下，这个才情风流的书生对《通鉴》也是很侧目。而最终的结果是，赵佶穿着青衣，到金国去给人家皇帝倒酒，算是史来身分最尊贵的仆人，而死后尸体被人熬做灯油，又是最为凄惨的皇帝。他归为臣俘，金国给的他的最后官爵是“昏德公”，儿子钦宗是“重昏侯”，这一对父子皇帝确实够昏。赵佶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回忆起汴京的生活，于是有“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和当年“故国三千里”的李煜，差可媲美。可惜一切都晚了，也枉费了司马光的一番心思。

自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一出，至元、明两朝，罕有习《通鉴》者。但明朝的张居正是个异数，他不但自己喜欢《通鉴》，还亲自给年幼的神宗皇帝讲《通鉴》，使得成年后的神宗皇帝每每想到这个严厉的启蒙老师，又畏又恨，爱恨交加，于是师生十年的结果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神宗便抄了张居正的家，其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张居正也险被开棺戮尸。而历史竟如此的相似，司马光的身后也险遭此“待遇”。相似之处还不仅于此，他们的顶头上司都是“神宗”，皆有相似的内忧外患，使得执政者正在考虑或者着手变革，宋神宗的外患是西夏与辽，明神宗的外患是鞑靼（后来的清），国内皆是土地兼并严重，国库空虚。或许正是这些相似的处境，使得张居正与司马光之间便心息相通了。张居正研究《通鉴》的心得是《资治通鉴皇家读本》，是给神宗的讲课教案，张居正时为首辅（相当于宰相，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废了宰相一职）。

张居正对神宗的课业抓得相当紧，规定一旬之中三天听政，七天讲读。每次日讲分三堂课，第一堂讲授四书五经，第二堂讲书法，书法练得差不多时就不让练了，张居正担心如宋徽宗似的，“瘦金体”是成功了，代价却是国破家亡。第三堂讲《贞观正要》、《资治通鉴》等历史课，借鉴前代的兴亡得失。张居正也考虑到日久天长，小孩会对枯躁的史书生厌，于是命人编制了两册图文并茂的书＿＿《历代帝鉴图说》，收录历代君主“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共118个历史故事。这一讲就是十年，从十岁的神宗到二十岁的神宗，皆在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可能是张居正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才引起了神宗的逆反。小皇帝即使是读错一个字，张居正也会厉声加以纠正，小皇帝是“悚然而惊”，其他大臣都看不下去。一次张居正撞见神宗与一群太监舞枪弄棒的疯玩，于是严加斥责，令其下诏罪己，并严惩引诱神宗犯错的太监。《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即万历皇帝。

康熙皇帝之文韬武略自不必说，他一生好读书也见载于史册，并不亚于一般闲坐小窗读经史的书生。阎崇年先生说，“康熙读《大学》（1753字）、《中庸》（3567字）、《论语》（15876字）、《孟子》（35261字），合计56457个字，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康熙帝终生读书，手不释卷，直至老年，好学不辍。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尤其喜欢读《通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将《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部编年体史书通读，朱笔圈点，做出批注，达107则。经此精读，他读出心得，决定将《资治通鉴纲目》翻成满文，让满族王公大臣们也学习学习。康熙不但亲自校对、注疏译本，还亲自作序：“朕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务期晓畅无遗，归于至当而后止。立有课程，自元旦以至岁除，未尝有一日之间，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随，迄今三年有余，全集告峻，将锓梓颁行。”可见康熙对是书的重视。在康熙的提倡下，康熙四十六年（1717），诸大臣又编成《御批通鉴纲目》59卷，《通鉴纲目前编》18卷，《通鉴纲目后编》27卷，康熙又亲为改定。

虽然康熙更多地在读朱子的《纲目》，但正是在当政者的影响及清初一些大学者，如顾炎武、王夫子的倡议下，《资治通鉴》才又获得学者的重视，重归显学，成为六经之下不刊之经典。清中期的曾国藩可是一个人物，这不用我说。他所处的时代也不见得好，内忧外患，太平天国正在造反呢。曾国藩与一干人等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一生对《通鉴》情有独钟，其政治智慧更多的来自《通鉴》。曾国藩曾编有《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通鉴》文十一篇，差不多都是《通鉴》里有关战事的描写，所以他的湘军才能横扫湘湖大地，人称曾剃头。曾国藩（张须目其为汉奸）曾说：“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他给罗遵殿的儿子罗少村写信推荐是书说：“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来做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毛泽东好《通鉴》亦成一段史话了。少年的毛泽接触《通鉴》是受私塾老师毛麓钟的影响，毛泽东称他为二伯，最初点读的是《纲鉴易知录》，时间在1910年，尔后的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毛泽东未尝忘却此书，反倒是越读越勤，“自幼到老，嗜之不厌”。据说，他先后看过《通鉴》有十七次之多，那可是三百多万字的巨著，加上胡三省的音注，共约六百多万字，其对《通鉴》的痴迷可见一般。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晚年的毛泽东不无惋惜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可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了。”

毛泽东戏言《左传》是小的“相砍书”，《通鉴》是大的相砍书。而朱熹说“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看来司马光还是手下留情，没将“砍学”尽情显扬。不过，毛泽东接着又说了一句，显见政治家的眼略，也将几千年来智慧与阴谋辨个清晰，如果这个道理不明，看史书真的除了轮斧互砍与阴谋鬼计外，别无是处了。毛泽东说：“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真是个至理明言，读书至此，有豁然之感，仿佛艰难的通过“一线天”，眼前即是一马平川的山河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