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至此，司马光由个人修史升格为国家行为。其实早在英宗命司马光之前，司马光的《通志》就把“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作为关注的对象。因此，有些读者便把《通鉴》看作是一部御用书，是专门写给统治者看的，表现出相当的不屑。而事实上，司马光的关注对象，远不止于此。

胡三省说，“《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矣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矣。”胡三省于发扬《通鉴》之学，居功甚伟，他的话理当不差。只是《通鉴》一书鉴于行文的需要，在礼乐兵制方面有所详略而矣。因此，张须便推重胡三省的《注》，“其属于礼乐兵制者，虽比较上大致具载，然至多亦不过百数十字而止，不读胡《注》，即不能明其梗概何若。”余多年前闲写“读《通鉴》札记”系列，与文化史迹方面着墨颇多，亦是兴趣所关。张须《通鉴学》批评是书“于文化史迹，不免贫乏。”虽是如此，可也是《通鉴》一书删繁就简的需要。

《通鉴》善写战争，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此又是是书一大特色。毛泽东称赞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谋略，堪称精典。是书写三垂冈一役，进而使后梁朱温哀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的小名）。”毛泽东评论三垂冈战役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因而挥毫写下清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之书法与严之诗作，还有三垂冈的历史布景，亦成就一段读书风流事。温公又重兵法的叙述。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官渡之战和三垂冈一役，无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精典战例。《资治通鉴》卷244写晚唐藩镇跋扈，温公引杜牧注《孙子》序说：“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此最可见温公对军事的重视，直接绍承夫子“不教民战之谓弃”的思想。故而顾炎武称“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日知录》卷26《史记通鉴兵事》）

《通鉴》纪兴乱之外，亦兼志卓行，又好详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通鉴》写讲学河汾之间的王通、写山中宰相陶弘景、写陈婴之母与王陵之母，写杨修之父杨彪为避祸，积十馀年不行。凡此种种，张须说：“此等皆不关当时大局，不载固亦未为不可，而《通鉴》常摭而书之，既弥编年之憾，亦广景行之资。”温公亦是要劝人向上。至如《通鉴》写名公臣卿的兴亡败家之迹，更是让人有前车之感。《通鉴》写出身“王谢”的谢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足为自恃才情者戒。

曾国藩一生极为推重是书，曾谓“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其与罗少村书曰：“阁下若能熟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必有所持循而不至失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