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皇帝宾天之时，为父决议拟折上奏，由都察院呈交太后，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奏之前，我先请一位老友阅览这份奏折，他劝我暂时不要呈上，一来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获罪受罚，二来也是因为其中所提之事不甚确切。因此，我才耐心的等到今天，但如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甘愿一死，以完成此生心愿，表明忠孝之心而绝非外间诬陷之言。

看到此信后，你要立刻前来陵墓附近的三义庙，先找到周老道，他知道我的葬身之所。我安葬于大行皇帝陵墓的旁边远甚于重返祖宗茔地，不用花钱劳累千里将我的遗体扶柩迁回老家。天下黄土，何处不可葬身，何必非要归葬乡里呢？

假如朝廷认为我妄言国事，加以重罪，掘坟鞭尸，在此圣明之世，朝廷也断不会因此殃及我的家眷，这点你尽可放心，只需到我老友处筹措盘缠，速速离京，即便是沿途乞讨，也要早日赶回家乡，千万不可留在京城，这样只能招致危险。”

在给朝廷上的折子中，吴可读说：“罪臣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是大行皇帝所赐。

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

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有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惟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过去了四年，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线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

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读到这里，慈禧也难免勾起了对同治早逝的伤心，于是决定让群臣阅看吴可读的奏折，以提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最后，经过大臣们的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至于以死“尸谏”的前御史吴可读，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倒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称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也”。在他们的眼中，吴可读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乃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