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皇位继承人，虽说血缘接近，但毕竟是同治的堂弟，终究于理不合。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虽然他在折子里虽然对慈禧关于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为子嗣表示颂扬，但却提出了一个略显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求慈禧对此事立下铁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旁生枝节。

在折子里，广安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按照太后之名，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未来将按照约定再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可是，在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继位之后，却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违反了赵匡胤的约定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这个事件和这次慈禧太后关于皇位继续安排的相似性，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

对于这个问题，慈禧是不愿意过多讨论的，因为她的决定事实上是经不起儒家礼法的严格推敲，如果将这事公开讨论的话，只能导致皇位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因此，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完。4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闰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后，随同吏部参加祭礼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个小庙中服毒自尽，并留下了一道密折，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此，他决定用一死来谏议慈禧明降谕旨，保证将来光绪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

吴可读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尸谏”，这是一种非常惨烈的上谏方式。这种事情，在道光年间就曾经发生过，那次是军机大臣王鼎弹劾道光朝的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而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死。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影响，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譬如明朝的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由此，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吴可读的“尸谏”便是一种崇高赤诚的从容就义，也是对慈禧太后绝对权威的一种有力挑战。

据说慈禧接到这份奏折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命侍卫立刻抓住此人，不要让“此獠走掉”。这时，旁边有大臣说，这个吴可读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后，现在已经从容赴死了。慈禧这才由愤怒感到震惊，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

吴可读自尽前，留下两份遗书和一份奏折，其中一份是给庙中主持的，信中说：“周老道，你莫要惊慌害怕，我并无害你之心，只是不得已借贵庙的一方宝地，成全我清白之身。你要做的，是立刻禀告州官，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匣子和其中的奏折呈上，记住，千万不要私自拆开我封好的奏折，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我匣子中有四十五两纹银，请你给我买一口薄棺，二十两银子即可。其他的银子除了安葬费用之外，其他都赠予给你。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遗体，不要让外面的妇女小儿进来，不要让遗体受损。届时请你在大行皇帝的陵墓旁买一块地将我速速安葬，等到我的儿子到来，他一定会感激你代他办理我的后事，而官差也不会为难于你。至于我其他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否则悔之晚矣。”

在给儿子的信中，吴可读说：“我儿之恒，得知为父死讯后，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使阖家老小受惊。将我自尽之事告诉他们，但劝他们不要过于悲伤。我二十四岁乡试入官，一直束身自爱，不敢妄为，诵读经书，每每看到忠孝之士爱国忠君之举，我都为之感动，时而泪满沾襟，时而喜极而歌。